2021年劳动争议真实案例
最新：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2021年7月）_腾讯新闻
用人单位依据“末位淘汰制”对员工实行奖优惩劣，对排名靠后的员工采取调岗调薪等措施，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只要该调岗调薪行为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合理需要，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劳动者主张该调岗调薪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此案入选2021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戴某某任某玻璃公司包装股课长。2015年11月18日该玻璃公司发布人员配置检讨事公告，公司人员配置调整办法为：课股/长人数65，年度根据季度奖考绩排名，最后10%予以降职处理等。该公司2015年度考绩汇总表显示：戴某某排名第43位，共47人，倒数第5名。2016年1月4日该玻璃公司对戴某某作出人事通知，通知前的职务为课长，通知后的职务为班长，职务加给由1500元调整至700元。2016年2月起，某玻璃公司支付戴某某职务加给为700元。后戴某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玻璃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未足额支付工资而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仲裁委驳回了戴某某的仲裁请求，戴某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安排相对更为优秀的劳动者担任具有一定管理性质的职务，既符合用人单位对于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要求，亦能较大程度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用人单位依据“末位淘汰制”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在一定条件下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对戴某某要求某玻璃公司补足工资差额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请不予支持。戴某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世界经济普遍下行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企业进入了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末位淘汰成为许多企业最大限度挖掘职工劳动绩效、强化劳动管理的创新举措。目前主流观点对“末位淘汰制”虽持否定态度，但仅针对用人单位适用“末位淘汰制”单方面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情形，而本案恰恰对“末位淘汰制”主流观点未涉及的空白部分进行了填补，使“末位淘汰制”适用规则更加完整。在非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下，特别是针对具有领导、管理职能的岗位，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工作业绩进行考核排名，并根据排名对具有领导、管理职能的岗位人员优化调整，属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本案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更加注重劳资双方利益平衡，对今后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把握用人单位的自主经营权与自主管理权的范围及尺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用人单位以侵权人已向劳动者赔偿误工费为由，主张无需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此案入选2021年第6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周某某系某纺织公司员工。2018年7月9日，周某某在下班途中与案外人张某某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某负主要责任，周某某负次要责任。双方经交警部门调解达成协议，由张某某赔偿周某某误工费等相关费用。2018年10月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周某某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核准周某某的伤残等级符合十级。
2019年4月19日，周某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某纺织公司支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费用。仲裁委裁决后，该纺织公司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应当凭伤者就诊的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休假证明确定。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产生，伤者可以兼得。在周某某受伤后，医疗机构共计为其开具了休息35天的休假证明。根据周某某的工资标准，一审法院判决某纺织公司支付周某某停工留薪期工资。该纺织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工伤保险待遇制度保障了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获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和康复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并缴纳保险费。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伤残或死亡的，对于除医疗费等以外，就伤残、死亡赔偿金及部分相关费用，既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方面的工伤保险赔偿，也可以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和误工费能否兼得，一方面，现行法律并未禁止工伤职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二者性质不同，前者属公法领域，基于社保法律关系发生，后者属私法领域，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不宜径行替代。该案判决停工留薪期工资和误工费劳动者可以兼得，同时也厘清了二者关系，充分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既有力促使企业依法为劳动者投保以分散职业风险，也切实防止侵权第三人由此逃逸法律责任，对于处理因第三人侵权引发的工伤保险待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为由主张双方并非劳动关系的，对双方的法律关系仍应以是否符合劳动关系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而不能仅依劳动提供方的名称或合同的名称作为审查依据。
此案2021年4月入选“江苏法院2020年度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某网络科技公司系外卖配送服务商，负责某外卖平台苏州吴江步行街站点的配送业务。蒙某某在该站点从事外卖配送工作。2018年10月4日，蒙某某在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工商登记，蒙某某于2018年10月10日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为昆山市某工作室。后蒙某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某网络科技公司自2018年3月1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仲裁委裁决后，该网络科技公司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蒙某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某网络科技公司对其进行考勤、派单等管理，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昆山市某工作室签订的《项目转包协议》一份，主张蒙某某已成立个体工商户，故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协议上无蒙某某的签字，也无昆山市某工作室的盖章，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项目转包协议》已实际履行。且该个体工商户的成立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系在蒙某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应影响蒙某某受伤时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蒙某某与某网络科技公司之间自2018年3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该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极具灵活性的网络平台用工的兴起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理论带来巨大挑战。用人单位利用虚拟软件平台，在劳动者不清楚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引导骑手通过签订电子格式合同的方式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以建立所谓平等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形式规避用人单位责任。而本案法院则从公司提供的《项目转包协议》并无骑手的签名或个体工商户的签章，无法认定系骑手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司未能证明该协议实际履行出发，通过重点考量公司对骑手的管理因素，如考勤、派单等，认定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本质特征，进而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妥当地将传统理论应用于平台用工争议，充分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依法审慎处理新型用工形式下的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具有指导意义。
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未获赔偿，清算组在清算时应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劳动者。清算组未履行通知义务，导致劳动者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劳动者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案2021年4月入选“江苏法院2020年度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饶某2016年4月15日入职某清洗服务公司，该公司未为饶某缴纳社会保险。2016年9月14日，饶某在工作时受伤。2018年7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判定饶某2016年9月14日所受伤害为工伤。2018年11月24日，某清洗服务公司在扬子晚报刊登注销公告。2019年4月15日，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饶某受伤伤残等级为八级。2019年5月7日，某清洗服务公司因股东会决议解散而注销。工商档案材料显示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记载无债权债务，清算报告显示债权债务均为0，清算组成员为缪某某、姚某。后饶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缪某某、姚某支付医药费、护理费等相应损失。仲裁委不予受理，饶某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因某清洗服务公司未依法为饶某缴纳社会保险，故相应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应由某清洗服务公司承担。某清洗服务公司清算组成员缪某某为清洗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某某、姚某均系公司股东，其在公司清算时已明知饶某在2016年9月14日工作中所受伤害构成工伤且相应工伤保险待遇未予给付，即清洗服务公司清算组明知公司对第三人负有债务，却未依法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债权人，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故意。一审法院判决清算组成员缪某某、姚某对饶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缪某某、姚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力使用者和劳动组织者，负有保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法定义务。如果劳动者发生工伤，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即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形成工伤赔偿的“劳动债权”，在用人单位发生破产、注销或者解散等法人人格灭失时，该“劳动债权”与其他债权一样受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和保护。本案中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经历过仲裁与诉讼，作为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清算组成员明知工伤劳动者尚未获得理赔，该劳动债权尚未处置，却未依法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劳动者，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是故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判决清算组成员对劳动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判决协同运用劳动法和公司法对劳动关系进行调整，有利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充分发挥了审判职能在“六稳”、“六保”工作中的作用。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未能安排劳动者休年假的，应当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用人单位已经支付劳动者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的，则应当另行支付按照日工资收入200%计算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劳动者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此案2021年4月入选“江苏法院2020年度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9月1日，邢某入职某服务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19年8月25日19时许，邢某申请14天调休假。次日6时许公司驳回其请假申请，但邢某一直未上班。2019年9月16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以邢某连续旷工三天以上、未完成工作任务、擅自删除客户数据等事由，解除劳动合同。后邢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公司支付2018年、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仲裁委终结审理后，邢某诉至法院。诉讼中，公司主张邢某在2019年3月已休息16天，年休假已休完。经查，2019年3月8日，苏州市某医院出具病假证明书，因邢某早期人工流产建议休息一个月。法院认为，根据邢某的工作年限，其2018年法定年休假有5天，2019年的年休假根据邢某当年在职时间折算为3天。邢某在2019年3月系因流产休假，并非法定年休假，某服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邢某已休法定年休假，一审法院判决某服务公司支付邢某2018年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休息休假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现行规定明确将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引发的争议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对于全面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案针对女职工主张在职期间未休年假工资的诉求，正确定性了其因流产而休假并非法定年休假，一方面保护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平衡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和用人单位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尊重劳动者的意愿让带薪年休假落到实处，既节省企业的经济支出，也能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体现了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
用人单位人事主管作为负责与劳动者劳动关系形成、履行、变更、解除等相关事宜的人员，有权代表公司与劳动者协商确定与劳动关系变动的有关事项。人事主管口头告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解除通知自到达劳动者之日起双方劳动关系即行解除，用人单位以内部审批结果否定通知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李某于2017年6月1日入职某酒店担任人事专员。2020年4月13日，李某因该酒店欠付工资事宜，与酒店人力资源部总监罗某、工会主席林某在当地派出所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协商中，罗某提出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并书面确认了向李某支付欠付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数额。后该酒店未支付相应款项，并通知李某其人事关系有关事宜需重新进行协商，李某遂回复该酒店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已于2020年4月13日在派出所解除，酒店应按约支付相关欠付工资及赔偿金，该酒店对此予以拒绝。后李某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13日解除，并要求某酒店支付欠付工资及赔偿金。仲裁支持了欠付工资的部分请求。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罗某作为某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其有权代表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现其已与李某在派出所协商确定了解除劳动关系的一系列方案，明确了赔偿金的数额以及给付时间，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应按照协议严格履行，一审判决支持了李某关于工资及赔偿金的诉请。该酒店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力资源经理系公司人事管理方面的负责人，从员工招聘入职、劳动合同签订、试用期考核到员工培训、晋级晋职，再到员工离职等，一般均系其职责范围。人力资源经理在其履职过程中向员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基于其职务职权，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应合理认定其行使解除权是职务行为。解除权系形成权的一种，在解除通知到达劳动者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人力资源经理代表公司与劳动者协商所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公司事后再以内部审批流程没有通过等为由，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并未解除，并且拒绝履行协议内容，依法不应支持。本案反映了对劳动者合理信赖的保护及对用人单位不诚信行为的否定，有力保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劳动者名义上将其社保交由与原用人单位无竞争关系的企业代缴，实则进入亲友开设的竞争性企业提供劳务服务，以规避竞业限制义务。对原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等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蔡某于2015年7月23日进入某包装公司从事销售主管工作。同日，双方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保密义务人蔡某因各种原因离开公司的，自离开公司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自营与公司业务相关、类似业务或为公司的竞争者提供服务，不得从事与其在公司生产、研究、开发、经营、销售有关的工作，并对其所获得的商业秘密严加保守，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予以泄露。保密义务人违反协议中保密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至少相当于其一年工资的违约金。
2019年2月，蔡某与该包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1月14日，蔡某配偶张某设立了一家包装公司，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蔡某离职后，遂为其配偶所设公司向原包装公司的客户推销同类竞争产品，同时，由某运输公司代蔡某缴纳社保。蔡某原所在的某包装公司获悉后，要求蔡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相关争议引发仲裁、诉讼。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某包装公司诉请。蔡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践中，劳动者隐性违约，规避竞业限制义务再就业的情况时有发生。以无竞争关系的单位代缴社保掩人耳目，进入亲友名义开设的竞争性企业就业，本案便是竞业限制领域劳动者隐性违约的典型案例。蔡某配偶在蔡某在职期间即设立同类包装公司，与蔡某原就职的包装公司的经营范围重合。仲裁、诉讼中，蔡某皆提供社保明细，欲证明其未在相关竞争性企业提供劳务。法院查明事实后，认定蔡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在于公司业务相同的竞争性企业工作，对蔡某原所在的包装公司合理合法的诉请予以支持。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但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用工方式、工资发放等均与全日制用工人员相同的，仍应按照全日制用工方式确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2017年11月，张某与某超市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约定张某担任超市卖场员工，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7元，按照实际工作小时数结算工资；张某属非全日制员工，超市发放的工资中包含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超市无需为张某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公积金，由张某以个人身份参加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张某属非全日制用工员工，合同期内不享受全日制员工的年休假等福利。后因超市故意减少张某工作时间，张某离职。张某认为，超市诱导其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入职后实际工作情况与全日制员工一致，但工资计算及福利均不相同，其要求该超市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高温补贴和赔偿金等。仲裁未支持其诉请，张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双方虽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但从实际工作情况看，超市并未按照非全日制用工要求为张某安排工作时间，且基本在每月固定时间发放工资，实际是以非全日制用工关系规避用人单位在全日制劳动关系中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故应以全日制劳动关系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张某被迫离职，超市依法给予经济补偿。一审判决支持张某未休年休假工资、高温补贴及经济补偿。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及就业形势变化，灵活就业作为涵盖领域广泛、就业容量巨大的就业方式，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非全日制用工就是灵活就业的一种主要形式。非全日制用工虽被纳入劳动合同法规制范围，但其实质仍类同于劳务用工，如可以不订立书面合同；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时，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社会保险上也存在差别等等。实践中出现了个别用人单位以与员工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的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及法律风险的情况。法院对工作时间、用工方式、工资发放等均与全日制用工人员相同的，即名为非全日制用工而实际是按照全日制标准履行权利义务的，加以甄别后准确适用有关规定，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应有之举，亦能督促用人单位担负起法定义务，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用人单位因疫情防控迟延复工或虽复工但劳动者因疫情防控未能返岗期间的工资支付，可以参照非因劳动者原因企业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的相关规定。在劳动者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超出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劳动者生活费。
金某某等五人均系某光电科技公司员工。2020年1月19日，该光电科技公司停产，员工陆续返乡过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于2020年2月22日通知复工，但因疫情导致各地出现不同范围、程度的人员管控与交通管制，金某某等人均晚于2020年2月22日返工。由于光电科技公司一直未发放工资，金某某等人诉至法院，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要求公司支付2020年1月至3月期间工资差额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光电科技公司认为金某某等人在2020年1月至3月期间并未实际出勤，故无需支付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法院认为，用人单位非因劳动者原因，停工停产或歇业，在劳动者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超出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用人单位因疫情防控迟延复工或虽复工但劳动者因疫情防控未能返岗期间的工资支付，可以参照非因劳动者原因企业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的相关规定执行，一审法院支持金某某等人要求某光电科技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的诉请。该光电科技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苏州中院于2020年12月8日受理某光电科技公司上诉的五起拖欠疫情期间劳动报酬纠纷案件，因欠薪对象均住农村且时至年末，即安排精干审判力量依法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有关规定采用二审法官独任制审理。通过阅卷，承办法官计算确定光电科技公司在疫情防控延迟复工和劳动者因防控未能返岗期间应当依法承担工资及生活费数额，化繁为简、迅速裁断，于12月25日作出支持劳动者请求的终审判决。从该系列案件受理、阅卷、开庭及文书撰写，用时仅17天，发挥机制作用实现快审快结，打通农民工年底讨薪“绿色通道”，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展现劳动争议案件繁简分流对优化“根治欠薪”效果的独特作用，收到社会各界良好反响。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对于违背诚信原则进行虚假诉讼的，法院应当主动加以甄别。在出现用人单位经营状况不正常、劳资双方“手拉手”诉讼等情形时，应谨防用人单位及有关债务人利用职工破产债权在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中所具有的优先受偿特性，以虚构职工债权方式不当减损企业外债偿还能力。
杜某某于2018年3月1日入职某五金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总经理，转正后工资为20万元/月。后杜某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五金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拖欠工资225.5万元。仲裁委驳回了杜某某的仲裁请求，杜某某不服，诉至法院。五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劳动合同真实性，并解释该劳动合同系因杜某某曾代表该公司参加法院诉讼，并应法院要求所出具。经查，杜某某入职五金公司时，公司经营状况已不正常，大规模爆发员工和供应商追索工资、货款问题。截止2019年3月1日，五金公司共向杜某某支付工资11.5万元。诉讼过程中，五金公司对杜某某主张公司仍拖欠工资225.5万元不持异议。出于对劳动争议案件“手拉手”诉讼的高度警惕，法院依职权调查，最终认定五金公司在资不抵债、经营决策机制瘫痪情况下，背离公司实际状况及同行业职工工资水平，与杜某某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明显过高的“劳动报酬”。杜某某亦能举证证明在五金公司“拖欠”其巨额工资情形下，在合理期间内采取过必要救济手段与止损措施，其为不当减损五金公司对外清偿责任能力提起诉讼的事实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杜某某要求某五金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请。杜某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较为罕见的追索巨额劳动报酬纠纷案件。劳动者持有用人单位盖章的劳动合同，主张用人单位拖欠其巨额工资；用人单位应诉代表则完全认可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及“工资拖欠”事实存在。在案证据齐备、劳资双方“手拉手”诉讼以及用人单位经营状况不正常，引起法院警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在企业破产清算情况下，劳动者劳动报酬优先受偿。两级法院依职权调查，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真正达成劳动用工意向、形成真实劳动关系予以严格把握，对劳动者在仲裁、诉讼期间的矛盾陈述以及种种不合常理的反应予以分析甄别，最终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劳动关系，杜某某通过诉讼行为不当减损企业外债偿还能力具有高度盖然性。该案件裁判结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对劳动关系确认领域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以及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以防范劳动审判领域虚假诉讼具有较强示范性。
2021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_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_便民服务_专题服务_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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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目 录
一、 加班费支付义务不因单位制度规定而免除
二、 主播等新型用工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应审慎
三、 将员工注册个体工商户规避劳动法不可取
四、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滥用职权损害单位权益
五、 关联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当然适用于本企业
六、 劳动者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应赔偿
七、 女职工休产假仍应享有当年度带薪年休假
八、 劳动者违规查询隐私信息单位可依法解除
九、 发放保密费不等同于已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十、 违法解除聘用合同事业单位应支付违约金
案例1. 加班费支付义务不因单位制度规定而免除
案情简介
蔡某于2017年12月11日入职某影院技术服务公司，担任工程师。双方签订有期限为2017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10日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蔡某的月工资标准为12000元。2019年12月6日，蔡某因个人原因离职。离职时，因2018年度累计有休息日加班70小时未调休，蔡某向影院技术服务公司提出要求支付上述70小时的休息日加班费。影院技术服务公司虽认可蔡某存在上述加班事实，但认为，根据其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手册》的规定，加班倒休周期为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特殊情况可延长至次年3月31日，逾期未倒休，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公司将不予支付加班费，且蔡某入职时已在《人力资源管理手册》上签字表示认可，故不同意向蔡某支付上述加班费。双方就此发生争议，蔡某于2020年2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影院技术服务公司支付2018年度休息日加班费9655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支持蔡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某影院技术服务公司能否因规章制度的规定而免除其加班费支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用人单位应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从该条规定来看，用人单位在安排劳动者休息日加班之后，应当及时安排劳动者补休，未安排补休的，则应支付相应的加班费，而非劳动者不“申请”补休则“过期作废”。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该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同理，用人单位利用规章制度的规定，免除自身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即使该制度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亦因显失公平而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故蔡某的仲裁请求应予支持。
仲裁委提示
取得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劳动权利的核心内容。加班费是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既要遵循合法性原则，也要符合合理性原则，避免因规章制度违反上述原则给自身带来用工风险。
案例2.主播等新型用工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应审慎
案情简介
张某于2020年3月22日到某网络科技公司担任网络主播，在该公司所供场地负责播报介绍公司指定的合作方产品。双方口头约定，张某每场播报的报酬400元，每场销售额超过15000元部分的3%计为提成，按周结算报酬；张某不需要坐班及参加公司会议，可根据自己时间安排选择播报时间，播报场次不足时其可另行找其他工作。后因某网络科技公司取消主播业务，双方发生争议，张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1.要求确认2020年3月22日至6月18日期间与某网络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支付2020年4月22日至6月18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万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评析
当前，“互联网+”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网络直播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行业之一。主播作为核心人物与用人单位之间是何种关系，应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和具体的用工形式，并按照认定劳动关系相关标准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在工作内容和时间方面，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张某可以自主选择播报场次和时间，其余时间其可自行安排或者找另一份工作，不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在日常管理方面，张某无需日常坐班，不参加公司的会议，某网络科技公司除双方约定的播报内容外，对张某不进行日常管理；在收入报酬方面，张某的收入完全决定于其直播场次，如果其停止播报，某科技公司不支付任何报酬，如果其直播销售额超出一定金额，可获得固定比例提成，双方具有合作共赢的目的，而非简单为公司利益付出劳动。因此，双方的关系不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故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委提示
近年来，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个人在新就业形态用工中需结合实际情况，厘清用工性质，并非企业支付报酬、个人为其提供劳动，即一概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领域企业在日常用工管理中，应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的相关规定，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对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则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因用工性质模糊引发争议。
案例3.将员工注册个体工商户规避劳动法不可取
案情简介
2019年3月20日，孔某到某商贸服务公司（承接某互联网平台在某区的网上订餐和配送业务）在某个社区设立的站点担任全职骑手，从事送餐服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站点站长每天给骑手排班，排到班次的骑手当天必须上线，不上线则按规定扣款，骑手通过某商贸服务公司管理的APP自动派单进行送餐等。某商贸服务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骑手支付工资、代缴个人所得税，并为骑手缴纳商业意外伤害险。2020年8月，该商贸服务公司与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要求骑手在后者的协助下通过网络注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后者和骑手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签订《项目转包协议》，约定双方是民事承包关系，后者向骑手给付的是承包费而非工资。此后，该商贸服务公司将骑手的工资转账给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者通过支付宝向骑手支付。同时，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该商贸服务公司收取管理费。2020年10月30日，孔某在送餐途中不慎摔伤，后被送至医院治疗。孔某受伤后未为该商贸服务公司提供劳动。因申请工伤认定需要，孔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确认2019年3月20日至仲裁立案之日与某商贸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孔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评析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应从人格上、组织上、经济上综合认定孔某对某商贸服务公司是否具有从属性。孔某入职后按照某商贸服务公司的站长排班安排，并根据某商贸服务公司管理的APP自动派单进行送餐，在人格上具有从属性；孔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需站长安排，不上线须依据某商贸公司的制度进行扣款，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具有组织上的从属性；某商贸服务公司根据孔某的工作业绩按月向其发放报酬，且为孔某投保了雇主责任险，故在经济上具有从属性。2020年8月后，孔某虽与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但签订该协议系在某商贸服务公司安排、要求下签订，工资虽由某网络科技公司通过支付宝支付，但工资来源仍为某商贸服务公司；除签订协议、工资给付主体有变化外，管理方式、管理人员、工作内容等均没有变化。综上，应认定孔某与某商贸服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委提示
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社会保险、税收等成本支出，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或平台相关企业合作，诱导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不正当地“去劳动关系化”，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国家虽然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个体经营，但用人单位不得“巧用”国家政策“移花接木”冲击固定用工，否则只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用工隐患。
案例4.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滥用职权损害单位权益
案情简介
贾某于2016年12月1日入职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贾某的岗位为总经理，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北京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唯一的出资人为注册在境外的跨国企业。2020年12月18日，贾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奖金等共计768万元。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收到出庭通知书后，致电仲裁委要求庭前调解并由仲裁委出具调解书。出于对案件的高度敏感，仲裁委未同意该案庭前调解。
庭审中，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王某（以下简称王某）代表该公司出庭，其在答辩时表示同意支付贾某所主张的款项，但表示现在公司没有支付能力。贾某的妻子作为贾某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其提交了一份《拖欠工资证明》佐证贾某的仲裁请求。该《拖欠工资证明》上写明，贾某的年薪为税前180万元，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每月只向其发放了基本工资2万元，2016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四年期间共计有工资差额624万元及绩效奖金（年薪的20%）144万元未支付，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承诺于2020年12月1日之前支付完毕等。该《拖欠工资证明》落款处盖有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的公章印迹，并有贾某签字。王某对该《拖欠工资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经仲裁庭细心询问，王某承认其代表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出庭只经过贾某授权；贾某的妻子认可，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由贾某负责运营和管理，出资人只负责出资，未派人参与运营和管理；在《拖欠工资证明》上盖章只须经过贾某同意即可，未经过出资人同意；此前出资人只与贾某约定过贾某的报酬由月工资2万元及股权构成等。
仲裁请求
1.要求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624万元；2. 要求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绩效奖金144万元。
处理结果
鉴于本案申请人身份的特殊性，仲裁庭未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签完庭审笔录后，贾某的妻子主动撤回了仲裁申请。
案例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经贾某而非公司出资人授权参加仲裁，故其与贾某实质上同属一方当事人，不构成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贾某所提交的《拖欠工资证明》系利用经营、管理公司的职权自行制作，并未获得公司出资人认可，且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与此前公司出资人和其约定的报酬自相矛盾，故仲裁庭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既不会同意该案调解结案，也不会裁决支持贾某的请求，贾某想通过仲裁程序将700余万元收入囊中的“美好愿望”显然无法实现。
仲裁委提示
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享有法律和公司章程授予的参与管理、监督公司事务的职权，同时负有对公司忠实、勤勉义务。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必须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严格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维护公司的利益，如果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还可能会引发相应的刑事责任风险。
案例5.关联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当然适用于本企业
案情简介
袁某于2018年3月20日入职某金融服务公司，担任高级产品经理。双方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袁某月工资标准为2.5万元，由基本工资1万元、岗位工资1万元及绩效工资5千元构成。2020年9月1日，某金融服务公司在微信工作群中通知，因经营出现困难，依据其上级集团公司制定的《绩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自即日起停发绩效工资。袁某对停发绩效工资有异议，故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金融服务公司支付2020年9月至10月期间绩效工资1万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袁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法定程序并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劳动关系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因此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也当然存在较强的“人身属性”，即只有本单位的规章制度才能对本单位劳动者有效，其他单位的规章制度对本单位劳动者不当然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某金融服务公司对上级集团公司制定的《绩效管理办法》，未经过法定程序转化即直接适用，故未能获得仲裁委认可。
仲裁委提示
实践中，为充分保障规章制度在企业内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企业集团制定的规章制度往往适用于集团内部全部关联企业。由于集团内各关联企业均是独立的法人，建议在适用集团统一制定的规章制度时，也应当履行法定民主协商和公示、告知等程序。如果总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需要适用于分公司，则应当向包括分公司员工在内的全体员工或员工代表履行民主协商和公示、告知等程序，避免规章制度因存在程序瑕疵而造成用工管理上的缺失。
案例6.劳动者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应赔偿
案情简介
邱某于2019年4月1日入职某建筑设计公司，担任会计并兼任财务主管，月工资6000元。某建筑设计公司未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平时对外付款流程为出纳出示付款申请单，交由邱某审核确认后，再由出纳与邱某共同操作U盾协作完成付款。2019年6月13日，某建筑设计公司出纳的QQ账号接到与公司经理姓名一致的QQ账号发来的付款信息，出纳向邱某出具付款申请单，告知邱某公司经理指示付款，两人均未通过其他途径向公司经理核实确认，随后两人操作U盾对外付款42万元。付款后邱某得知公司经理未发送上述付款信息，向出纳发送付款信息QQ账号系伪造。某建筑设计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损失未能追回。2019年6月19日，邱某签署财务主管失职检讨书，自认失职，并表示愿意赔偿公司的经济损失。2020年4月，双方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某建筑设计公司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邱某赔偿因其重大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20万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邱某赔偿某建筑设计公司经济损失2万元。
案例评析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91号）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五十条规定：“因劳动者存在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被用人单位解除合同，且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劳动者在工作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确定劳动者赔偿责任时，应结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根据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劳动者的工作性质、薪酬待遇、用人单位的经营利益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某建筑设计公司遭受诈骗，对外付款损失42万元，实施欺诈行为的主体应为主要承担赔偿责任人，但在付款过程中，邱某作为会计及财务主管，应具备职务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并负有岗位所需的审慎义务，其仅凭出纳的口头告知公司经理要求付款即审核汇款行为，不符合会计工作的审慎性要求，存在重大过失，对其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某建筑设计公司无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对受诈骗产生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考虑到邱某非涉案付款行为的发起人，以及邱某的收入情况，故酌情裁决邱某赔偿某建筑设计公司损失2万元。
仲裁委提示
用人单位应建立完善规范的财务制度，详细规定付款流程，以避免因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损失。在日常人员管理中，用人单位应加强监管，组织员工技能培训，确保财务人员严格执行用人单位的财务制度。同时，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自身也应加强执业素养及执业技能提升，遵守执业纪律要求，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财务制度，审慎处理财务相关工作内容，避免因自身疏忽给用人单位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案例7.女职工休产假仍应享有当年度带薪年休假
案情简介
孔某为某物流公司员工，于2017年1月入职，月工资标准6000元，双方签订有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9年1月，孔某生育一子，并享受产假、哺乳假，当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2020年1月，物流公司与孔某终止劳动合同，未支付其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某物流公司以孔某已享受产假及哺乳假，不符合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条件为由，不同意支付其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仲裁请求
要求支付2019年未休5天年休假的工资报酬2758元。
处理结果
经仲裁委主持调解，物流公司同意向孔某支付上述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758元。
案例评析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该《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本案中，张某虽于2019年依法享受了产假、哺乳假假期，但上述假期依法不应计入年休假假期。某物流公司与张某终止劳动合同时，未按照上述规定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于法相悖。
仲裁委提示
国家对“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用人单位往往更重视女职工在“三期”中应享有的权利，而忽视“三期”女职工还应享有休带薪年休假等权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障劳动者休年休假的权利。
案例8. 劳动者违规查询隐私信息单位可依法解除
案情简介
杨某于2015年1月5日入职某科技发展公司，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杨某的岗位为高级产品经理，月工资为3万元。2019年10月14日，杨某非因工作需要查询他人行程轨迹信息，被同事举报至某科技发展公司风控合规部立案调查。次日，风控合规部调查员约谈杨某，并对谈话做记录，杨某承认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期间，其利用公司授予的查询权限，多次登录公司出行系统，违规查询公司女同事吴某和廖某的行程轨迹信息共计近2000次。2019年11月，某科技发展公司以杨某严重违纪（违反《员工手册》关于禁止非因公目的获取隐私信息和关于违反保密义务私自获取、保存或泄露公司保密信息的规定）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1月，杨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科技发展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万元（计算方法为：3万元×5个月×2倍）。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驳回杨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杨某利用职务之便，非因工作需要违规登录查询系统，获取两位女性同事的行程轨迹信息，既严重违反了某科技发展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同时亦属于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某科技发展公司以此为由将杨某辞退，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杨某的仲裁请求无法得到仲裁委的支持。
仲裁委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一千零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本案中，杨某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某科技发展公司通过出行平台掌握有自身员工及用户的隐私信息，藉此发生员工违规查询同事行程轨迹的事件，其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管理漏洞，提升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程度，通过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实施查阅、使用或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发生，保障自身员工及用户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案例9.发放保密费不等同于已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案情简介
严某系某软件开发公司员工，于2017年8月1日入职，双方订立了期限为3 年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严某从事技术研发岗位，月工资为2万元。入职当日，双方签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严某应当遵守公司《员工手册》中有关“知识产权与保密制度”的规定，某软件开发公司根据该规定按月向严某支付保密费，作为严某离职后1年内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和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补偿。在职期间，某软件开发公司以每月500元的标准，按月根据严某的出勤情况向其支付保密费。2020年7月31日，某软件开发公司与严某终止劳动合同并支付了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020年11月，严某向某软件开发公司提出要求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未果，于是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软件开发公司支付2020年8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1.8万元（计算方法为：2万元×30%×3个月）。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严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评析
《中华人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是用人单位因限制劳动者离职后的就业范围而对劳动者作出的补偿，该补偿以劳动者在离职后不从事与用人单位相竞争的业务为支付前提，通常自劳动者离职之日起按月支付。本案中，某软件开发公司与严某签署的协议中约定，将严某在职期间的保密费随同工资一同发放，并不考虑严某离职后的就业情况，且保密费的发放与考勤挂钩。此外，严某提供了某软件开发公司的门卫刘某的工资条及银行转账记录佐证公司员工均享有保密费。上述情形均不符合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基本特征，该保密费应属于工资范畴，而非对竞业限制的补偿。现严某主张已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而某软件开发公司未对此提供反证，故仲裁委对严某离职后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主张予以采纳。因双方缺少对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的明确约定，故按照法定标准即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对严某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
仲裁委提示
保护自身商业秘密是用人单位的法定权利之一，任何知晓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人员，在未获得用人单位同意前，都不应当向外泄漏商业秘密。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是劳动者应尽的法定义务，不受时间、地域和范围的限制，且不以用人单位支付保密费为前提和对价。竞业限制是用人单位对特定劳动者（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离职后工作权利的限制，为了弥补特定劳动者的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应当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用人单位切勿为了“赶时髦”与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义务，从而加重自身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负担。
案例10.违法解除聘用合同事业单位应支付违约金
案情简介
童某于2009年5月7日入职某差额补贴事业单位，系正式在编人员，从事行政岗位工作，月工资为7000元，双方订立了无终止期限的《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该聘用合同第二十八条约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违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一）任何一方违反聘用合同规定的；（二）本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合同条件，由单方（指某事业单位）解除合同的；（三）由于甲方原因订立的无效或部分无效聘用合同的。违约一方承担的违约赔偿金额为：乙方（指童某）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两倍。”2019年3月29日，某事业单位向童某发出《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与其解除聘用合同。2020年1月，童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
要求某事业单位支付违法解除聘用合同赔偿金14万元（计算方法为：7000元×10个月×2倍）。
处理结果
经仲裁庭释明后，童某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要求某事业单位支付违约金1.4万元，仲裁委裁决予以支持。
案例评析
《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试行办法》（京政办发[2002]50号）第四十三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要承担违约责任：（一）任何一方违反聘用合同规定的；（二）聘用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条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三）由于聘用单位原因订立无效或部分无效聘用合同的。违约金数额由双方当事人在聘用合同中自行约定，在聘用合同中未约定，但造成可计算经济损失的，由责任人按实际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童某与某事业单位在聘用合同第二十八条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三种情形及违约赔偿金额为童某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两倍。该约定是双方自行约定的结果，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条款，该条款易于理解，难以产生歧义。童某主张适用该条款应结合其工作年限考虑，缺乏依据，故未能得到仲裁委支持。
仲裁委提示
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在法律依据、法律关系主体、试用期限、解除条件、用人单位处罚权、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支付违约金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如聘用合同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中，并无违法解除聘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的规定。聘用合同一般包含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订立聘用合同时，应高度重视约定条款，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平等协商权利，订立好相应的约定条款，避免将来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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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2021.12)
发布于 2022-01-02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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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发布5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涉法援）_腾讯新闻
来源：司法部
赵某某是农民工，到江苏省昆山市法律援助中心咨询并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承办此案。承办律师接案后，注意到赵某某没有在受伤后第一时间报警，因刚入职没有受伤前的工资流水记录，也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承办律师通过深入调查取证发现，赵某某有
在仲裁阶段，承办律师就劳动关系确认多次与仲裁员沟通：赵某某是外卖站点的专职人员，站点对其有上下线的时间要求，说明其需要服从站点管理；赵某某的工资虽不设底薪，根据接单数量进行结算，但是由站点统一确认结算，
同时，承办律师积极与用工单位沟通，陈述赵某某生活窘迫的实际境况，希望公司能够依法给予申报工伤，尽快进行工伤赔偿。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由外卖站点在三日内结算赵某某剩余工资，帮助其缓解生活困境，站点同时配合
这是一起法律援助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从认定劳动关系的“三要素”着手，结合证据材料，帮助受援人成功确定与外卖站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积极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例具有参考意义。
24岁的强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山西省打工，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山西省某劳务派遣公司高薪招聘，承诺外派到福建省厦门市某电子公司工作，时薪20元且包吃包住。强某认为待遇不错，于2020年4月4日由派遣公司外派至电子公司工作。同年6月2日，
强某感到委屈，自己被开除还被拖欠6000元工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生活陷入窘迫，于是他来到厦门市翔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翔安区法律援助中心认为强某的情况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受理了其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承办此案。承办律师介入后发现，
一个月后，本案如期开庭。派遣公司在仲裁庭上矢口否认未足额发放工资的事实，强调强某打架斗殴被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合法，并提供王某就医证明，证明右肩部受伤是强某所致。承办律师辩解称无论强某是否存在打架斗殴，工资是每位农民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应如期如数发放。同时，门诊病历载明王某是右肩部挫伤，而电子公司提供的证据描述为强某抓住王某的衣领致其脖子挫伤，描述挫伤部位与王某就医确诊部位不同，且王某在就医当天就回公司上了班。根据证据及事实逻辑分析，承办律师提出
最终，派遣公司认识到自身错误，与强某达成调解协议，派遣公司不仅支付拖欠强某的工资6000元，还额外支付赔偿金2000元。
本案中，强某作为外来农民工，身在他乡无亲无故，法律援助中心快速受理并指派律师介入，劝说强某以调解方式解决问题，保障了强某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法律援助关爱农民工、为民办实事的宗旨。
2020年8月18日，胡某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胡某称，自2013年11月5日以来，她在贵州某药业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任职美疗师，公司按月为其发放2000元工资，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此外，自2013年11月5日至2020年7月31日，公司延长胡某劳动时间，也未结算加班费。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公司要将胡某辞退，且不向其支付补偿金。
贵阳市乌当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叶叶承办此案。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胡某的工资是由贵州某药业有限公司、贵州某药业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贵州某香药产业有限公司混同发放，三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律师认为，三个公司之间已经构成严重的财产、人员混同，建议胡某向三个公司一并申请劳动仲裁。胡某于2020年10月12日向贵阳市乌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
乌当区劳动仲裁委依法立案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6日开庭审理，最终
2021年1月18日，乌当区法律援助中心对胡某进行电话回访时，得知贵州某药业有限公司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乌当区仲裁委的裁决。乌当区法律援助中心立即指派贵州航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潘飞为胡某提供法律援助。1月29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最终通过调解，贵州某药业有限公司支付胡某12000元经济补偿金，维持补缴社会保险的裁决。
这是一起法律援助将因疫致贫的劳动者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的典型案例。法律援助承办律师接案后，联系受援人开展调查工作，通过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帮助厘清诉求金额，在庭审中提出有力代理意见，成功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颜某等
累计拖欠199名农民工劳动报酬367万余元。2019年12月初，颜某等人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他们维权。
第四师法律援助中心指派“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律师曾凡玲承办此案。彼时已临近年关，承办律师将199名农民工分成九个班组，准备起诉状、证据目录及证据明细、财产保全申请书，协助法院办理财产保全裁定的制作和送达等工作。在律师的努力下，法院及时完成在建工程的保全工作，将涉案农民工的劳动成果进行了查封冻结，保障了该案胜诉后的执行效果。
此后，法院对此案进行了10余次开庭审理。2020年1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建筑公司及发包方共同对劳务分包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后，劳务分包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2020年12月7日上午，颜某等10余人代表本案199名农民工来到第四师法律援助中心，向承办律师赠送锦旗，表达对法律援助中心和承办律师辛苦努力的感激之情。
本案是一起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法律援助案件，涉案人数多，社会影响大。法律援助承办律师积极为受援人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做好他们的心理安抚工作，引导他们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尽其所能帮助受援人讨回欠款，让受援人切实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万某是在某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驾驶员的外来务工人员。2018年9月，万某上班期间在公司驻站加油站加油时，发现车辆底部漏油，在清理完漏油部分起身时不慎摔倒，致使其受伤。经医院诊治，万某被确诊为脑损伤引发脑出血，
万某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法律援助中心审核万某提交的材料后，指派律师刘艳办理该案。
法律援助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主动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并进行多次协商，
不要逃避责任，给予万某应得的赔偿。至此，双方态度有所缓解，但仍因赔偿数额差距较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在承办律师的帮助下，万某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了申请。劳动仲裁委受理案件后，公司开始主动寻求调解。最终，在法律援助承办律师和仲裁员共同努力下，顺利化解了纠纷，以公司给付万某赔偿金16万元达成和解协议，由劳动仲裁委出具调解书结案。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民工请求工伤赔偿纠纷。本案法律援助承办律师通过运用调解、劳动仲裁方式，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化解，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促使受援人获得足额赔偿金，有效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2021年全市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件公布：外卖骑手因工受伤 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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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正文
来源：掌上南通客户端 2022-02-23 20:26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摔倒受伤，在申请工伤认定时，网络公司拒绝承认存在劳动关系。经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今天南通中院发布了2021年全市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这一案例入选。
编辑：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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