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法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 根据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8号公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行政赔偿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 赔偿程序
第三章 刑事赔偿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 赔偿程序
第四章 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六条 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八条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节 赔偿程序
第九条 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条 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
第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二条 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赔偿请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应当说明与受害人的关系，并提供相应证明。
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申请书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第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十六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十七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八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第十九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二十条 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 赔偿程序
第二十二条 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适用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第二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五条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听取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并可以进行质证。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第二十九条 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组成人员的人数应当为单数。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三十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生效后，如发现赔偿决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审查并作出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
（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三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四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三十五条 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六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第三十七条 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
赔偿费用预算与支付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四十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实行对等原则。
第四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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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标准】2022国家赔偿标准_国家赔偿标准计算_国家赔偿法全文-华律网
最高人民
于5月18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2020年5月18日起作出的
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
标准为每日373.10元。
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9日公布，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数额为97379元;日平均工资为373.10元。
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上年度，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按照新作出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作出赔偿决定、复议决定时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准。
如果在侵犯公民自由权的同时，还损害了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那么还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
2、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身体伤害的：医疗费、护理费、
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
、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康复费、
、
费、生活费
造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
、
费、扶养费、生活费
3、致人精神损害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精神损害抚慰金
4、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赔偿
规定赔偿标准的原则是，既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得到适当的弥补，又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负担状况。我国
标准基本采用慰抚性原则。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计算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
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
计算。”
2、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1)造成身体损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人。减少的收人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
(2)造成部分或全部丧失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
。
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
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应当支付生活费。
(3)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
，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
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的;
(二)
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
规定赔偿标准的原则是，既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得到适当的弥补，又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负担状况。我国
标准基本采用慰抚性原则。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计算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
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
计算。”
2、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1)造成身体损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人。减少的收人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
(2)造成部分或全部丧失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
。
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
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应当支付生活费。
(3)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
，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的;
(二)
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
、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
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
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
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
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八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
、
已经执行的。
第十九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
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有。
最高
出台并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
案件适用
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以公民的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应当严格依法认定
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 “造成严重后果”。《意见》指出，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
二是解除撤销
、
、拘留、
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三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四是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五是人民
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六是人民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
七是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
(1)首先，提起
的请求人为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
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2)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为在自身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以及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机关。行政赔偿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4)赔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赔偿，或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行政赔偿的请求人可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
提起诉讼。刑事赔偿的请求人可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对复议决定不服，在收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或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请求人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汪志发律师，男，中共党员，安徽安庆人，201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自从1997年从事法律服务以来，一直秉承“...
黄波律师对刑事辩护和民商事及经济纠纷有颇深研究，擅长处理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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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十三号主席令公布
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国家赔偿由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八条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第九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条 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
第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二条 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第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六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第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
第十九条 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第二十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赔偿程序适用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二条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三条 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至七名审判员组成。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二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一）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
（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一）、（二）项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章 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第二十五条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二十六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七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二十八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第二十九条 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三十三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实行对等原则。
第三十四条 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第三十五条 本法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十五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法令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二十五周年典型案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本案是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后，赔偿请求人较早依据国家赔偿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例，也是全国首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因错误执行而予以赔偿的国家赔偿案。
中国工商银行衡南县支行诉衡南县糖酒副食品总公司（以下简称糖酒公司）贷款利息纠纷一案，经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该院执行。1994年12月29日，衡南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糖酒公司沿江北路批发部仓库拟查封库存的洋河大曲酒500件。糖酒公司批发部主任李宁静对查封提出异议，主张库存洋河大曲为私人寄存。法院执行人员要求李宁静提供证据，李宁静未能提供，法院执行人员采取了异地扣押措施。其后，秦德义、李宁静提供了其与衡阳市城北公安分局下属的雁北物资贸易公司购销洋河大曲的清账协议和调拨单，糖酒公司出具的被扣押的洋河大曲不是该公司所有的证明，及诉争的洋河大曲寄存在沿江北路批发部仓库以及仓储费证明。1995年2月21日，衡南县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和所提供的证据，决定解除扣押，将先前扣押的500件洋河大曲返还给赔偿请求人，并支付搬运费350元，对扣押期间损坏的10瓶洋河大曲赔偿225元。1995年3月28日，秦德义等人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向衡南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该院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于同年5月3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衡南县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扣押糖酒公司库存洋河大曲时，由于事先未能查清被扣押物的归属，且李宁静以及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王世友当场不能、不愿出具证明，导致错误扣押。后经查证被扣押的洋河大曲非糖酒公司所有，执行人员及时解除了扣押，返还给赔偿请求人，支付了返还的搬运费，并赔偿扣押期间原物损坏的价款。衡南县人民法院对错误扣押行为的处理是合适的，但处理决定形式欠妥，应予纠正。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货款利息以及扣押物因扣押在时间上可能造成的差价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遂于1995年8月8日决定：解除对500件洋河大曲酒的扣押，并返还给赔偿请求人，驳回其他赔偿请求。
法者，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实施，标志着国家赔偿在立法层面上升为国家意志，为今后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规范遵循。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了一批国家赔偿案件，一批当事人依法获得了国家赔偿。本案是国家赔偿法实施后，目前能够确认的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申请人依据国家赔偿法请求国家赔偿，人民法院依据国家赔偿法审理且作出赔偿决定的国家赔偿案件。案件的审理与决定尽管今天看来稍显粗糙，但案件中所隐含的对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错误扣押行为的认定、造成实际损失应予赔偿的规则，体现了国家赔偿法保障受害人依法享有国家赔偿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和制度价值。
（案例提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是首例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决定赔偿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首次明确了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
1991年5月，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投机倒把罪判处郑传振有期徒刑一年，以盗窃罪判处郑传振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5年3月1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维持一、二审法院对郑传振投机倒把罪的判项，撤销一、二审法院对郑传振盗窃罪的判项。1995年4月24日，郑传振被释放。同年6月，郑传振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因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不予赔偿，郑传振遂于同年8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本案虽不属于全案宣告无罪，但盗窃罪不能成立，原判郑传振盗窃罪被撤销，其盗窃罪已执行的刑期，赔偿请求人依法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1995年1月1日以后羁押的部分，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对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羁押的部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据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撤销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中法（1995）刑赔字第1号决定，由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郑传振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6501.12元。
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是人民司法的最高理想追求。根据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在数罪并罚情形下，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应否赔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人民法院深刻把握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明确了数罪并罚案件再审后，部分罪名不成立但实际羁押时间超过再审改判确定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这一通过个案审理确定的国家赔偿领域裁判规则，最终被2016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所吸收，上升为司法解释规范。该案在深层次上推进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司法裁判的良规递进，体现出司法对基本人权的现实关怀与制度保障。
（案例提供：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首例国家赔偿案件。该案的赔偿决定，明确了刑事赔偿案件中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以及恢复名誉的实施方式。本案的审判实践，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早期对国家赔偿法立法精神的贯彻实施，对人权的切实保障。
1981年5月18日,吉林省辉南县镇郊供销社综合商店被抢劫,更夫艾某被打伤致残。1981年12月,因王建中、施长喜涉嫌抢劫，吉林省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判处王建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施长喜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准。1995年7月,辉南县公安局经侦查认定1981年“5.18”案件系顾某、于某所为。1995年9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院刑事裁定和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1995年9月，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宣告王建中、施长喜无罪。王建中、施长喜于1995年12月以再审无罪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王建中104846.29元,赔偿施长喜106475.92元，同时在赔偿请求人所在地召开会议，当场宣布赔偿决定,并当场给付赔偿金。后赔偿请求人王建中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1997年8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
国家赔偿法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199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第一届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分别由两位副院长兼任，其他委员由本院有关审判庭庭长兼任，负责审理本院受理的国家赔偿案件，指导全国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成立后审理的首例国家赔偿案件。本案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初期，错判羁押时间较长，赔偿金额较大。赔偿义务机关通过在赔偿请求人所在地召开会议、公开宣布赔偿决定、当场给付赔偿金的方式，为赔偿请求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最大可能地帮助请求人回归社会，融入社区。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依法维持原赔偿决定的同时，明确了刑事赔偿案件中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以及恢复名誉的实施方式，对于国家赔偿法实施初期全国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审讯犯罪嫌疑人应严格依法进行，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同时，还应当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997年7月30日，韦月新因涉嫌盗窃罪被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公安局油溪派出所传唤。自1997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止，派出所警察黄某浩、黄某文审讯了韦月新3次，长达30多个小时，对其采用体罚、殴打等方式逼取口供。8月1日，韦月新自缢于该派出所留置室。经法医鉴定，韦月新身上多处损伤均系钝器作用所致，属轻微的非致命伤，结论为韦月新系生前缢死。1998年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黄某浩、黄某文构成刑讯逼供罪，依法追究二人刑事责任。1997年12月8日，韦月新的亲属黄彩华等人以刑讯逼供致韦月新死亡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决定：连平县公安局赔偿韦月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149580元；给付韦月新生前抚养的韦鹏锋、韦鹏勇俩人生活费合计为17745元；给付韦月新的父母韦娘金、黄亚田二人每年3120元的生活费，从1997年8月1日起直至死亡时止。
徒法无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本案发生于1997年，系全国首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案件，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刑讯逼供造成公民死亡”尚属空白。人民法院通过本案的审理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且与受害人自杀身亡具有内在联系，据此就应当认定属于“刑讯逼供造成公民死亡”的情形，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其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本案的赔偿决定，让死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均得到应有的赔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其权利，案件的审理结果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借鉴意义。
（案例提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基于同一案件、同一事实，同案犯罪嫌疑人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收容审查，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后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的，原批准逮捕决定应被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作出逮捕决定的检察机关应当是赔偿义务机关，对全部羁押期间承担赔偿责任。
1996年8月22日，霍娄中、霍一米、霍如杰与同乡孔某一同外出购买石英矿石。因孔某早先订购的矿石未交货款，导致货主收取霍如杰2000元货款后不予返还，霍如杰向孔某索要该款被拒。霍娄中、霍一米、霍如杰遂乘孔某熟睡之机采用绳子捆手、毛巾堵嘴等手段，强行从孔某裤兜内掏走现金2000元。陕西省宝鸡县公安局以霍娄中、霍一米、霍如杰（在逃）涉嫌抢劫，于1996年9月将霍娄中、霍一米刑事拘留，6天后转为收容审查。同年12月31日，宝鸡县人民检察院对霍娄中、霍一米批准逮捕。1997年6月16日，宝鸡县人民检察院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同年6月24日二人被释放。随后，霍娄中、霍一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宝鸡县公安局以霍娄中、霍一米涉嫌抢劫对其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后经宝鸡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该院后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说明原批准逮捕决定是错误的，宝鸡县人民检察院应为赔偿义务机关。虽然宝鸡县公安局对赔偿请求人采取了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措施，但宝鸡县人民检察院是基于同一案件、同一事实对二人批准逮捕，故应对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部分一并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决定由宝鸡县人民检察院赔偿二请求人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各7948.8元，并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本案犯罪嫌疑人先经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收容审查，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包括此前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部分的全部羁押期间一并承担赔偿责任。1994年国家赔偿法关于侵犯人身自由的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相互推诿的情形时有发生。本案中，人民法院按照赔偿义务机关“后置吸收原则”（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哪一个机关最后作出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决定，该机关即为赔偿义务机关），确定检察机关为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并承担赔偿责任，保障了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避免了程序空转对其权利保护不充分带来的诉累，也厘清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同认识，推动国家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案例提供：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赔偿请求人被法院判决无罪，获得所在单位足额经济补偿后，申请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仍应给予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与企业补偿性质不同，企业补偿不能代替国家赔偿。
任庆海（原系通辽铁路分局业务员）因涉嫌贪污犯罪，于1996年4月被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29日被批准逮捕。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于1996年7月22日向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通辽铁路运输法院于1996年8月12日作出刑事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任庆海犯贪污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宣告任庆海无罪。任庆海于同月14日被释放。通辽铁路分局于1997年4月2日一次性补发任庆海工资、奖金补贴、效益工资共计20526.21元。1998年1月13日，任庆海向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任庆海向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通辽铁路分局给赔偿请求人补发工资、奖金等属于企业补偿，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赔偿决定以及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复议决定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撤销。据此，决定撤销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赔偿决定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关于不予赔偿部分；维持关于“应当在任庆海原单位和现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部分；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支付任庆海被错误羁押赔偿金3878.5元；驳回请求人任庆海的其他赔偿请求。
赔偿请求人在已经获得单位经济补偿，且数额超过国家赔偿标准的情况下，是否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类案审理中标准也不统一。本案在国家赔偿工作起步阶段中明确，国家赔偿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进行的赔偿，与受害人所在单位给予的补偿性质不同，受害人所在单位的补偿不能代替国家赔偿。本案中人民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划清了国家赔偿与善后工作的界限，厘清了国家赔偿和工资补发两者的不同性质，对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救济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提供：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滥用侦查职权，插手经济纠纷，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属于职务行为的，公安机关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刘姣鸿原系海南永联药业公司（以下简称永联公司）会计，莫某强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8年7月，因莫某强将永联公司转手给韦某涉嫌合同诈骗，同月20日海口市公安局对其二人立案侦查，案件承办人为原海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赵某某。2000年3月，刘姣鸿受莫某强委托，经周某革介绍，以29.5万元将永联公司转让给金某谊。金某谊又委托周某革将该公司转让给他人。之后，周某革以刘姣鸿非法转让公司使其无法经营为由要求退还转让费，刘姣鸿不同意。2001年1月3日，周某革与刘姣鸿因退款一事发生争执后报警，当晚值班民警赵某某带着干警出警，以办案为由要求周某革、刘姣鸿等人到海口市公安局接受调查。回到公安局后，赵某某对刘姣鸿一方说，莫某强是在逃诈骗犯，刘姣鸿帮其卖公司也属诈骗，刘姣鸿如果不答应退钱，当晚就回不去。刘姣鸿见状表示同意退还20万元，随后分两次在赵某某办公室将20万元交给周某革。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赵某某犯滥用职权罪。刘姣鸿随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赵某某身为公安民警，利用职务之便，滥用侦查职权，插手经济纠纷，构成滥用职权罪。本案从报案、出警、追缴财产的地点及过程，均证明赵某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符合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追缴财产情形。海口市公安局应承担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据此，决定由海口市公安局返还受害人20万元。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规定，严禁公安机关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在办理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划清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线，不得更不允许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个别公安干警利用职务之便，滥用侦查职权，对当事人进行传唤，违法介入经济纠纷，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行为属职务行为，其所在机关应当承担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损失的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以及国家赔偿审判实践，通过明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为的情形及责任，形成了制约和监督公权力运行的倒逼机制，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案例提供：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是较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国家赔偿实行赔偿法定原则，1994年国家赔偿法未将精神损害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也没有明确协商解决赔偿争议方面的规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之间通过协商解决赔偿争议，做到案结事了，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在法定人身自由赔偿金之外给予赔偿请求人生活补助，体现了司法的温暖。
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经过当地公安机关排查，认为死者为佘祥林妻子张在玉，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后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佘祥林在湖北省沙洋监狱服刑。2005年3月28日，“死亡”11年的张在玉回到家中。同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判决，宣告佘祥林无罪。2005年5月10日，佘祥林以再审无罪赔偿为由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赔偿请求人佘祥林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支付佘祥林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255894.47元；赔偿佘祥林家人支付的无名女尸安葬费1100元（应为3600元，扣除京山县公安局已支付的2500元）。此外，京山县雁门口镇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佘祥林家庭生活困难补助费20万元。
法无古今，唯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本案是较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面对申请人的高额赔偿请求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灵活适用1994年国家赔偿法，率先将协商机制引入国家赔偿案件，并取得圆满成功，为2010年修正国家赔偿法引入协商机制提供了成功范例。当地政府给予赔偿请求人的家庭困难生活补助金，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10年国家赔偿法扩大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增设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佘祥林国家赔偿案经新闻媒体的连续跟踪报道，加之大批法律界人士参与该案的深刻讨论及评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和认识国家赔偿法的难得机会，对于宣传贯彻国家赔偿法以及随后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案例提供：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案件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实际执行并长期羁押的，应认定为致受害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可以认定是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第一案”。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某晌失踪4个多月。公安机关调查后怀疑系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遂将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并予以刑事拘留。2002年12月5日，赵作海被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2010年4月30日，刑事案件认定的被害人赵某晌回村。2010年5月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依法释放。同月11日，赵作海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在国家赔偿案件处理中，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赵作海经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次性支付赵作海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两项共计65万元。2010年5月13日，时任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赴赵作海居住地，将65万元交到赵作海手中。赵作海撤回赔偿申请，并表示以后安心生活。
国家赔偿中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的既是立法对公民人格价值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国家责任的法律归位与担当。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赵作海案再审改判无罪时，恰逢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颁布后、实施前的时间节点，鉴于新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内容，本案在依法给予无罪羁押赔偿金的基础上，参照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考虑到赵作海被长期羁押，应视为致其精神损害且后果严重，通过协商以另行支付生活困难补助费的方式弥补其精神损害，及时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广泛关切，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案例提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突发疾病的被羁押罪犯未尽及时救治义务，应认定与其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监狱管理机关应予赔偿，同时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责任承担比例和赔偿数额。
2001年8月23日，解永明因犯盗窃罪入安徽省巢湖监狱服刑。2011年4月30日7时许，民警巡查发现解永明身体不适，随即安排二名服刑人员送解永明至监内医院治疗。9时40分左右，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5月2日20时许，解永明病情加重，巢湖监狱将解永明送至巢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5月3日5时50分，解永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1年7月8日，皖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解永明的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为：解永明符合全身多脏器急性化脓性感染，出现败血症、DIC及中毒性休克；导致急性呼吸功能、心功能、肾功能等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解永明的亲属叶春梅等人向巢湖监狱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因不服安徽省监狱管理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复议决定，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巢湖监狱在解永明生病救治过程中，怠于履行职责，未尽到及时转院救治的义务，与解永明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应综合考虑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鉴于解永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患病，巢湖监狱未及时转院救治在导致解永明死亡中起次要作用，应按照40%的比例确定赔偿数额。2012年12月1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2）皖法委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由巢湖监狱赔偿叶春梅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3396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2000元。
本案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后，在全国范围内较早认定监狱不及时履行救治义务致羁押人员死亡，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存在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于该条文中的“等”字应根据条文本身的价值追求，结合立法本意去理解。监狱管理机关对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依法负有监管和保护的职责，如果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导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属于该条文规范的情形。本案中，巢湖监狱未及时履行救治义务是导致解永明死亡的次要原因，与解永明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考虑到解永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生病，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决定巢湖监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体现了司法的客观与公正。
（案例提供：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本案是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案件。赔偿决定明确了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结合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以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
朱红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05年7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取保候审。2006年5月26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朱红蔚。同年6月1日，朱红蔚被执行逮捕。2008年9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依据不足为由，判决宣告朱红蔚无罪。同月19日，朱红蔚被释放。2011年3月15日，朱红蔚以无罪逮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决定认为，朱红蔚于2011年3月15日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请求，本案应适用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朱红蔚被宣告无罪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已决定向朱红蔚以口头方式赔礼道歉，并为其恢复生产提供方便，从而在侵权行为范围内为朱红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该项决定应予维持。朱红蔚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因此受到影响，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对朱红蔚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自2005年朱红蔚被羁押以来其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女儿患病，以及广东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考标准，结合赔偿协商协调情况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确定为50000元。
本案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后，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案件。本案的审理，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条款应当具体考虑的因素，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标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严重影响受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除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外，还应当结合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以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第42号指导性案例。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查封易变质商品后，因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处置不当致使被查封物价值贬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2007年9月6日，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酒泉市西域绿嘉啤酒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域公司）与酒泉市绿宝鑫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宝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西域公司申请，查封了绿宝鑫公司13.2吨压缩啤酒花并指定该公司为保管人。后绿宝鑫公司提供房产证作为担保请求解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西域公司不同意为由不予解封。2008年5月13日，西域公司和绿宝鑫公司就双方民事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后绿宝鑫公司再次申请解除10吨压缩啤酒花的查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予同意。2008年8月14日，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查封的啤酒花进行了检测，拟抵顶债务，发现该批啤酒花甲酸含量严重降低，抵顶未果。2008年9月23日，绿宝鑫公司和执行申请人西域公司达成并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6日解除了对绿宝鑫公司压缩啤酒花的查封，但因被长期查封，该压缩啤酒花甲酸含量过低，基本报废。绿宝鑫公司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遂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委托兰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13.2吨压缩啤酒花查封时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并以此为依据主持双方协商。绿宝鑫公司与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协议，由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因查封造成绿宝鑫公司的财产损失赔偿480000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
国家赔偿法是一部权利救济法，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在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违法侵害时为其提供救济。本案中，被保全人多次申请解封并提供房产作为担保，但赔偿义务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对应予解封的不宜长期保存的财产未予解封，又未依法及时处理或变卖查封财产，导致查封财产变质毁损，造成赔偿请求人财产损失，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予以赔偿。人民法院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将赔偿义务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情形界定为违法行使职权，由此造成权利人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予赔偿，体现了国家赔偿审判对权利人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
（案例提供：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再审改判，赔偿请求人在原审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被否定，而其他犯罪事实仍被认定有罪但减轻刑罚，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因涉嫌抢劫、盗窃犯罪，于1997年分别被判决：陈建阳、田伟冬犯抢劫罪、盗窃罪，王建平、朱又平犯抢劫罪，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判决撤销原审部分判决内容，宣告王建平、朱又平无罪；陈建阳、田伟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陈建阳等五人以抢劫（杀人）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田伟冬、陈建阳、朱又平、田孝平达成赔偿协议：支付田伟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2.40415万元；支付陈建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2.823555万元；支付朱又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2.388155万元；支付田孝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33.51493万元。因未与王建平达成赔偿协议，该院依法决定赔偿王建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6.01107万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无罪赔偿，应理解为针对具体的个罪。本案中赔偿请求人陈建阳、田伟东经再审判决虽保留了盗窃罪，但抢劫（杀人）部分宣告无罪，且监禁期限超过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故其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田孝平的情形比较特殊，原审认定的主要抢劫犯罪事实不存在，因其他抢劫犯罪事实，田孝平仍被再审判处抢劫罪，但减轻了刑罚，致其监禁期限超过刑事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人民法院仍决定予以赔偿。本案中，考虑到此类重大冤错刑事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被错判羁押的时间较长，重新融入社会困难重重，人民法院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采用非货币化方式给予适当的救助，切实解决请求人养老、住房等实际生活困难，既体现了司法的尺度，也彰显了司法的温度。
（案例提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于冤错案件受害人而言，能够及时充分获得赔偿尤为重要。张辉、张高平没有从事违法或犯罪行为，无故被判有罪并被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再审改判无罪后，依法及时启动国家赔偿，让人民群众相信，正义不会缺席，也不会迟到。
张辉、张高平因涉及2003年发生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判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国家赔偿申请的当日即立案并派人听取请求人的意见，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认为：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无罪释放，应由该院按照法定标准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并综合考虑两人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遂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各110余万元。
本案系2013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张辉、张高平无故蒙冤入狱且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并依法及时充分赔偿，体现了国家司法公正与司法文明的显著进步。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密衔接，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赔偿申请的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被评价为“赔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藉”。人民法院就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按照法定标准确定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的审理，昭示着公平和正义不但要内化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之中，也要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得到。
（案例提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死刑判决已执行，经再审改判无罪，死亡受害人的继承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赔偿项目应当包括死亡赔偿金、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死亡赔偿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的范围内，采取合理标准确定；被害人父母生活费根据其现实生活状况依法酌定。
1996年6月，呼格吉勒图因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并于同月10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1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刑事判决：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尚爱云于2014年12月25日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内法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赔偿请求人李三仁、尚爱云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呼格吉勒图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决定书送达后，李三仁、尚爱云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改判和国家赔偿，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受害人死亡的此类国家赔偿案件，在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等问题上，法律规定尚不明晰，亦无经验可资借鉴。人民法院本着充分保护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赔偿审判理念，认真研判法律难题，合理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赔偿项目包括了死亡赔偿金、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在死亡赔偿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范围内采取合理标准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时，充分考虑侵害受害人生命权以及由此给其父母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等因素。生命权无价，国家赔偿虽然不能挽回已经失去的生命，但一定要给受害人亲属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慰藉。此案的处理，让受害人亲属充分感受到国家对重大刑事冤错案件有错必纠的决心和国家赔偿司法的温暖，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具体体现，从处理理念、办理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案例提供：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并决定赔偿的首例涉及财产权益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违法扣押金钱应否计息及如何计息，但鉴于刑事扣押与追缴存在密切关系，故从平衡各方利益、完善裁判规则的角度考虑，参照有关违法追缴的计息规定予以计息，并将计息标准进一步细化。
2005-2006年间，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鹏公司）在参与兰胜台村村屯改造过程中，擅自扩大占地29.7亩。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在侦办兰胜台村村干部黄某涉黑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北鹏公司及其人员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遂扣押该公司款项2000万元。案经审理，北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杰、原法定代表人刘华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免刑，但前述2000万元未被认定为犯罪所得。判决生效后，北鹏公司向辽宁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公安部复议决定，北鹏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本案审理中，北鹏公司与辽宁省公安厅先于证据交换期间达成了返还财务文件的协议并于质证前履行完毕，后于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期间，经合议庭主持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辽宁省公安厅于本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北鹏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后依据该协议内容作出赔偿决定并当庭宣布，当日送达且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是公正、高效、阳光、便民司法的典范，通过公开质证，敲响了本部大法官到巡回法庭办案的“第一槌”，通过听取意见、证据交换、开庭质证、分步协商、远程视频决议、电子签章等，有效促成了协议达成和当庭宣布决定、当日完成送达。本案中隐含的对违法扣押金钱的赔偿应予计息并细化的计息标准的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吸收，推动了该解释的顺利出台。（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本案的顺利审结，也彰显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通过国家赔偿审判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职责担当。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直播公开质证，是国家赔偿审判实践发展和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对于案件事实和因果关系争议较大、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疑难复杂案件，适用质证程序公开直播审理，既有利于查清事实，又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国家赔偿审判的功能作用。本案是首例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直播质证过程的国家赔偿案件。
郭建华因犯强奸罪于2012年6月28日被送交湖南省郴州监狱服刑。2013年10月24日晚，郭建华出现呕吐和晕厥症状，被送至湘南医院，并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肾功能不全和酸碱失衡等病因导致感染性休克，建议转ICU治疗。监狱警官建议先观察，暂不转ICU治疗。25日凌晨，郭建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4年12月2日，郭建华亲属郭孝先等人向湖南省郴州监狱提出赔偿申请。因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均逾期未作出赔偿决定，郭孝先等人遂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通过网络庭审直播公开审理了本案。审理期间，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和解并撤回国家赔偿申请，该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准许。
公平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人民群众可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方式，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可以质证。近年来，随着司法公开不断深入和网络科技发展，庭审直播成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主要形式和司法公开的新趋势。本案于2015年9月10日首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直播质证过程，开创了人民法院通过直播公开质证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先例，对于推进通过直播公开质证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案例提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外籍货船上所载的货物,十六年后撤销刑事侦查案件，对于赔偿请求人财产损失的认定，应当基于违法扣押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被扣押财产无法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的，应当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1997年10月12日，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为由，对菲利浦海运公司（以下简称菲利浦公司）的务萨号集装箱货船（船籍利比里亚共和国，船东新加坡菲利浦公司）立案侦查。随后，揭阳市公安局对航行在广东省惠来县神泉封开海面的务萨号货船进行搜查，并扣押船上38个集装箱及物品。船东菲利浦公司缴纳10万美元担保金后，该船船长和船员被随船押送出境。2014年1月21日，揭阳市公安局决定撤销菲利浦公司集装箱货船涉嫌走私侦查案。2015年10月22日，菲利浦公司以刑事违法扣押造成财产损失为由，向揭阳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后因不服广东省公安厅复议决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的规定，揭阳市公安局除退还10万美元外还应对利息予以赔偿，利息以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计算至作出复议决定时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的规定，对集装箱（货柜）损失应予赔偿。遂决定维持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揭阳市公安局赔偿菲利浦公司担保金、船上设备物品损坏修理费等损失及利息、支付30个集装箱相应赔偿金的复议决定，驳回菲利浦公司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本案系涉外刑事赔偿案件。扣押行为发生在广东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的上个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外籍公司货船上的货物，十六年后才撤销刑事案件，造成外籍公司财产损失，侵害了该公司的财产权，应给予赔偿。对金钱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应支付相应利息；对财产损失，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不能恢复原状的，以直接损失为标准，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另外，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家赔偿案件审理，应坚持司法对等保护原则，正视本国公安机关侵犯外籍公司财产权的违法事实，平等对待中外主体，适用我国法律保护外籍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通过依法赔偿，提高了外籍主体对我国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信心，对发展中外经济交流，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提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在必要限度内合理使用武器，对赔偿请求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依法不予赔偿。
2014年6月23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某报警称，邓永华将其烧烤摊掀翻，要求出警。邓永华追砍杨某过程中，民警李某和辅警张某到达现场，看到邓永华持刀向逃跑中摔倒在地的杨某砍去，被杨某躲过，遂喝令邓永华将刀放下，邓永华放弃继续追砍杨某，提刀准备离开案发现场。民警跟上并继续责令将刀放下，但邓永华拒不服从命令。辅警张某上前试图夺刀控制邓永华，邓永华拒绝就擒，民警李某鸣枪示警，邓永华不但未停下，反而提刀逼向民警。民警李某多次警告无效后开枪击伤邓永华。后经司法鉴定，邓永华所持刀具为管制刀具，其伤属十级伤残。后邓永华以民警违法开枪为由向南川区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南川区公安局及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邓永华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邓永华无故寻衅滋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民警李某和辅警张某到达现场后，喝令邓永华站住并放下刀具，邓永华仅停止了继续追砍杨某的行为，但没有服从警察命令放刀站住，而是提刀准备离开现场。民警李某及辅警张某在履行职责决定将邓永华控制并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和处理的过程中，邓永华拒不服从命令且在控制无果后，民警李某才鸣枪示警，而鸣枪示警没有达到震慑效果，邓永华反而持刀逼向警察，邓永华持刀拒捕及持刀逼向警察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警察”的情形，警察在警告无效后可以使用武器。遂决定维持重庆市公安局不予赔偿的复议决定。
本案是入选案例中唯一一件不予国家赔偿的案件。人民警察负有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职责，作为其权能体现及实施方式之一的武器使用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关注。人民警察在与违法犯罪嫌疑人较量博弈的瞬息之间，难以精准确认其武器使用的合法性及适度性，往往不敢使用武器或者使用武器不及时。国家赔偿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平冤理直、扶危济困的同时，又要保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正常履职。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国家赔偿案件时，既要注重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注意维护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对人民警察合法合理使用武器的行为予以支持。本案是构建执法权与公民权平衡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国家赔偿平冤理直与维护公权的双重意义所在。
（案例提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错误扣押、追缴案外人财产，对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本案对于依法保护企业财产权、完善企业产权保护、规范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丰富国家赔偿司法实践具有示范作用。
魏振国原系泸州天新电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天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魏振国于2004年11月擅自将其保管的本单位资金20万元借给他人从事房地产开发，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遂判决：被告人魏振国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在该案侦查过程中，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收取了魏振国退交的20万元赃款，另扣押了天新公司资金共计161.2万元。此后，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上述扣押款项以“罚没款”名义上缴至四川省泸州市财政局。天新公司、魏振国于2016年1月18日向泸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后因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逾期不作复议决定，天新公司、魏振国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解除扣押或返还天新公司、魏振国被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扣押的企业及个人银行存款、现金181.2万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天新公司系魏振国犯挪用资金罪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所涉20万元资金属于天新公司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检察机关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万元，虽然其中包含魏振国个人保管的账外账资金，可能带来违规违法管理资金的相应法律责任，但所保管资金所有权并未转移，仍然属于天新公司所有，故泸州市人民检察院系错误扣押、追缴案外人财产。遂决定：由泸州市人民检察院返还天新公司扣押资金181.2万元及利息180250.48元。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出台，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落实“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要求，通过案例效应增强企业和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感，稳定社会预期，让产权人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创业发展。本案的审理，对因刑事违法追缴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的请求权主体、有关违反刑事诉讼“物随案走”原则的相关情形、应追缴财产的范围界定、被追缴人的程序性权利等问题予以明确，属于企业产权保护的典型案例。
（案例提供：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对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无罪后，聂树斌父母向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此案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因错误判决被执行死刑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如何正确履行国家责任，合理确定赔偿项目、赔偿数额和赔偿方式，充分维护受害人亲属的合法权益，是国家赔偿案件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聂树斌因涉嫌强奸、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刑事再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同年12月14日，聂树斌的父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经多次与赔偿请求人充分沟通协商，双方在赔偿项目、赔偿数额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法赔1号决定，向聂树斌父母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聂树斌生前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生活费等费用。
聂树斌再审改判无罪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事件，其后续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也是衡量我国人权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的标志性案件。人民法院与赔偿请求人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聂树斌母亲生活费等方面依法定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协商确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国家对此类情况下受害人亲属的诚意，对其相关权利的全力维护和保障。在重大有影响的国家赔偿案件处理过程中，让赔偿请求人充分表达赔偿意愿，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全面保障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首例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件，确立了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确有错误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害，因被执行人没有清偿能力且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而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裁判规则。
在益阳公司诉辽宁省丹东市轮胎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轮胎厂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丹东轮胎厂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行过程中，上述6宗土地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司。2016年3月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自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该院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被以益阳公司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为由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益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22日决定提审。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为，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益阳公司的债权未获任何清偿，该行为侵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案件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益阳公司300万元，随后益阳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民事案件的执行，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民事案件执行终结。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避，敢于承担责任，用典型案例的形式对于如何理解和区分“执行程序终结”“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家赔偿程序之间如何有机衔接，如何有效地保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本案对于全国法院进一步提升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质效，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障，倒逼和规范执行行为，起到助推和促进的作用。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确定为第116号指导性案例。
（案例提供：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侦查机关以询问证人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应视为违法刑事拘留，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违法刑事拘留赔偿期间自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他案过程中，发现刘守成有涉嫌收受贿赂的线索，于2016年5月以办案需要接触初查对象为由，连续三日在该院办案区对刘守成进行询问，时间均为晚上23时许持续至第二天9时许，白天则送其至他处接受监察部门组织谈话。同月13日，忠县人民检察院以刘守成涉嫌犯受贿罪为由立案侦查，并决定刑事拘留，报请逮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同月26日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同月27日，忠县人民检察院对刘守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8年2月8日，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对刘守成不起诉。随后，刘守成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询问刘守成的同步录音录像，忠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连续三个晚上均有近10小时的询问，从询问时间、询问场所、被询问人所坐位置、询问方式以及未保证必要休息时间等综合判断，明显与对待证人的做法不同。故依法认定忠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以传唤证人调查为名，实际为变相违法拘禁限制刘守成的人身自由。对于变相拘禁等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从实质结果上看，应视为违法刑事拘留，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由忠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刘守成人身自由赔偿金5125.32元。
刑事侦查机关以询问证人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偶有发生。从国家赔偿司法实务角度考量，以询问证人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具备刑事拘留关于“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本质特点。且变相拘禁发生的时间往往在刑事立案之前，因而该行为更具有程序违法性以及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将该情形认定为违法刑事拘留，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既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也能够将正式刑事侦查立案前的变相拘禁行为和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视为一个整体，倒逼刑事侦查机关严格依法开展刑事侦查活动，进一步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权保障水平。
（案例提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因法律的修改致赔偿请求人被宣告无罪，赔偿义务机关依据修改前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追诉并采取羁押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法律修改后继续对赔偿请求人限制人身自由则丧失法律依据，赔偿义务机关应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王振宏因涉嫌抽逃出资于2011年7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批准逮捕，2014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审。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判决王振宏犯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王振宏不服上诉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判决，认为法律规定发生变化，自2014年3月1日起，王振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已不属于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的规定，判决王振宏无罪。王振宏据此于2015年3月25日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王振宏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王振宏抽逃出资案二审期间，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作出修改，由原来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导致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抽逃出资罪的含义发生变化，故二审法院认为王振宏的行为不再构成抽逃出资罪，并改判其无罪。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此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抽逃出资行为进行追诉并对行为人采取羁押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对此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于2014年4月24日发布和实施，但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修改公司法的决定时已经为有关法律规定的实施预留了时间，故对于因公司法修改而不再符合抽逃出资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继续羁押的，已经丧失法律依据，属于错误羁押侵犯人身自由的情形。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后，继续对王振宏羁押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已属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应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遂决定，赔偿王振宏人身自由赔偿金55809.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王振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就因法律的修改致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是否应予国家赔偿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刑事赔偿的原则，因相关法律的修改导致赔偿请求人被宣告无罪，应区分对赔偿请求人进行追诉并采取羁押措施所依据的法律适用情形。法律修改前，因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对其羁押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免责情形，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修改后，赔偿请求人的行为依法已不构成犯罪，仍对赔偿请求人采取羁押措施，构成非法羁押，赔偿义务机关应予以赔偿。本案的审理结果，对于今后同类案件处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案例提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赔偿请求人因人身损害致残获得国家赔偿，在残疾赔偿金等费用的给付年限或者期限届满后，再次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的应否予以支持，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此类请求难以获得支持。本案通过精细的法律分析，在认可赔偿请求人再次申请的同时，对再次赔偿的请求在法律限度内给予最大程度的积极回应。
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民警违法使用武器，开枪击中黄凤亿并致其终身残疾，经鉴定为一级残疾。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由平果县公安局赔偿黄凤亿残疾赔偿金等各种费用近30万元。其中残疾赔偿金按二十年给付年限计算。该决定生效后平果县公安局已全部履行完毕。二十年后的2018年，黄凤亿再次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平果县公安局支付残疾赔偿金以及护理费、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50余万元。平果县公安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决定不予受理黄凤亿的申请。百色市公安局复议后维持。黄凤亿仍不服，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了黄凤亿再次提出的赔偿请求，并作出（2018）桂10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的规定，赔偿请求人黄凤亿就同一损害事实再次申请残疾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但黄凤亿二十年后仍生存，且其损害后果持续至今，应视为新的损害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和第十五条第一款“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应予支付其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遂决定在撤销平果县公安局不予受理决定和百色市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的同时，责令平果县公安局继续支付黄凤亿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9万余元，驳回黄凤亿提出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赔偿请求人在得到国家赔偿后再次申请国家赔偿，审判实务中多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人民法院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基于事理情理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认为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的给付年限或者期限过后，申请人继续发生的损害，相对于原赔偿决定指向的损害而言属于新的损害，申请人就此提出的赔偿请求与原赔偿请求并非一事，故“一事不再理”不宜作为否定再次请求赔偿的理由。关于再次请求国家赔偿如何处理的问题，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该案参照了侵权法及相关规定的立法精神，对给付年限届满后继续发生的必要支出包括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留置尿管费等给予赔偿。但因为国家赔偿法对残疾赔偿金设定最高二十年上限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不得突破，故对赔偿请求人再次主张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未予支持。本案的审理，创造性运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打破不合理惯例的束缚，精准诠释了“当赔则赔”“把好事办好”国家赔偿审判新理念，表明了人民法院努力打通国家责任制度堵点，畅通国家赔偿渠道的鲜明态度，揭示了新时期国家赔偿审判的新要求：既要能动司法，把法律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转化为权利保障红利，又要守住法律底线。
（案例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错判有国家赔偿吗-法律知识|华律网
有关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规定,。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1之条规定:“人民
在
、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应当说,将民事司法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是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一大特点,顺应了国家赔偿法的发展趋势。但是,从该条款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民事司法赔偿的范围被严格地限定于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和对民事裁判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这三种情况,而不包括民事错判。并且,逐项列举式的封闭立法模式完全排除了司法实践援引国家赔偿法一般条款(《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对民事错判进行司法赔偿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民事错判,也不论民事错判造成什么样的不当后果,当事人都无从依法获得国家赔偿。
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为规范国家赔偿工作,相继颁布了几个司法解释。其中,与民事司法赔偿有关的主要有两个。其一为《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号)。该解释第二条对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进行了具体细化。该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发生错判并已经执行,依法应当回转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采用反对解释的方法对其加以解释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已经执行的民事、行政错判,无法执行回转的,在特定条件下,国家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全封闭状态相比,该条款似乎对将民事错判纳入司法赔偿的范围还留有商讨的余地。与民事司法赔偿相关的第二个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27号)。该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内容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如出一辙,其无非是对即有的非刑事司法赔偿事项的相关问题加以细化。同时,该司法解释也进一步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尚无将民事错判纳入到司法赔偿范围的立场。
在实践中,存在地方法院对因民事错判而导致当事人损失且无法执行回转的案件进行司法赔偿的先例。例如,某省高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了一起民事错判案件。原告胡某与被告卢某的私房相邻。因所有权确权纠纷一案诉至县法院。原告以其祖父在世时的房契和文约为据,认为两个私房之间的通道应归己方所有。被告方则认为该通道的房屋已由卢家三代居住至今,不应拆除。一审法院未经仔细调查,以原告出具的早已失效的房契为据,判令被告拆除该房屋。被告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中院也未经调查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对终审判决仍然不服,多次申诉。在此期间,县法院
,将争讼房屋予以拆除。后来,高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要求中院重新审理此案。中院经重审,撤销了原审判决。几年间,被告卢某因房屋被拆损失3000元,另租房屋花费3000元,申诉路费花费500元,申诉误工损失300元。最后县法院酌情赔偿卢某3000元。[1]应当说,该法院针对当事人因民事错判造成的损失予以主动赔偿的行为,有利于弥补当事人的损害,是法院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也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民事错判纳入到司法赔偿的范围,所以,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国家赔偿法》之所以没有将民事错判纳入司法赔偿的范围,官方给出的立法理由是:“对于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的错误,经法院改变后的判决,由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履行义务,不宜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国外一般也是这么做的。”[2]此外,有学者认为,民事错判原因的多样性也是导致民事错判不宜纳入司法赔偿的原因之一。其实,详加分析可知,上述反对将民事错判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的理由并不充分。将民事错判有条件地纳入到司法赔偿的范围是很有必要的。
1.将民事错判纳入司法赔偿的范围是弥补当事人因民事错判而遭受无辜损害的现实需要。根据我国
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被撤销的,可以通过执行回转程序予以回复。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执行回转程序也基本能够适应纠正执行错误的实践需要。但是,在诸如上述两个案例那样的特殊情况下,执行回转程序却也无能为力。概括而言,执行回转程序难以回复因民事错判而导致执行错误的情况包括两种:其一,民事错判经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后,执行回转在客观上已难以实现。例如,取得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在改判后已无清偿资历。又如,在上述**
与李某
纠纷一案中,**公司在原判决执行后已经注销等等。其二,一方当事人并未因生效的民事错判取得直接利益,或者取得的直接利益不足以弥补他方当事人因错判遭受的损失。如上述卢某与胡某所有权确权纠纷一案中,在执行回转后,卢某只取得了通道的
,但是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却难以从胡某处得到回转。可见,当事人因民事错判而受到的损失,有时是难以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得到弥补的,而司法赔偿制度则是填补该损失的可行手段。
2.将民事错判纳入司法赔偿的范围符合国家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也符合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正是以这一规定为根基的。作为一种法律救济制度,国家赔偿法的任务不仅在于通过立法和司法来确认和实现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对平等与公正的重建。[3]当事人有依法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所谓公正审判,从实体角度而言,就是通过审判获得其应获得的权益或承受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到民事司法领域,就是要通过正确的裁判在当事人之间公正地实现利益的分配或损害的分担。如果民事错判非但未能实现在当事人之间公正分配利益或损害的基本功能反而给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害,那么,就有将其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的必要。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民事案件再审条件来看,导致民事错判的原因既有当事人举证不足的原因,又有审判人员审理方面的原因;既有审判人员个人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违反法律程序,甚至是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原因。因此,立法可以设定一定的标准对民事错判司法赔偿加以限定,而不宜笼统地以民事错判的原因具有多样性为理由将其排斥于司法赔偿的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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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损害，依法应给予的赔偿。国家赔偿由侵权的国家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华律小编为您总结了相关知识，供您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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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错误进行拘留侵犯受害人人身自由的，受害人可以主张国家赔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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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指导行为如果存在违法情形，致使受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遭受损失，受害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如果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数额等内容存在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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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案例 ：《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8项“直接损失”的理解_腾讯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行再1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小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启大。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龙溪路***号。
法定代表人：凌建荣，该管理委员会主任。
再审申请人周小平诉被申请人浙江省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州经开区管委会）拆迁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4）浙湖行赔初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一、湖州经开区管委会赔偿周小平赔偿金499617.9元；二、驳回周小平其他诉讼请求。周小平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浙行赔终36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小平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369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由审判员王晓滨、审判员耿宝建、审判员白雅丽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小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谢启大，被申请人湖州经开区管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凌建荣，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四益、施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周小平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陈板桥村章家湾自然村（以下简称章家湾村）拥有房屋两处（建筑面积分别为262.44平方米、238.88平方米），分别系其叔父周阿才、其父周阿连于1984年建造，1992年经协商周小平购得该两处涉案建筑。章家湾村于2010年起开始实施农房拆迁改造，因未能与周小平达成安置补偿协议，湖州经开区管委会之内设机构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经开区拆迁办）于2012年3月13日向湖州环太湖集团有限公司发出书面函件，载明“陈板桥村章家湾区块列入开发区旧村改造范围，该区块涉及周小平楼房2幢（含拖间）总建筑面积501.32平方米（面积分别为262.44平方米和238.88平方米）。涉及周小平父亲周阿连平房及简易房2处总建筑面积38.95平方米（其中平房26.95平方米，简易房12平方米）。现因旧村改造工作建设需要，将这些房屋先以拆除，其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由开发区拆迁办和拆迁户协商处理。”同月，经开区拆迁办组织人员将涉案建筑强制拆除。另查明，章家湾村的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周小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湖州经开区管委会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对其安置赔偿人民币827178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本案属于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情形，故本案与（2014）浙湖行初字第22号行政案件采取分开立案、合并审理的方式。本案中湖州经开区管委会内设机构于2012年3月强制拆除周小平涉案建筑行政行为违法，侵害了周小平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周小平诉请湖州经开区管委会赔偿涉案建筑价值，但涉案建筑已被拆除且无法评估，而双方对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众诚评估湖（10）拆16-064号以及众诚评估湖（10）拆16-065号《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中涉案房屋建筑面积、附属物等没有异议，故可参照该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确定价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于涉案建筑应当以何赔偿标准予以赔偿。周小平主张参照邻近地块国有土地上商品房价格予以确认赔偿标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在无法以评估或其他方式确定涉案建筑价值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湖建发（2013）184号《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湖州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有关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184号《通知》）予以确定。由于湖州经开区管委会违反法定程序强制拆除涉案建筑，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以有利于周小平的标准，确定涉案建筑的材质等级及成新率。一审法院参照184号《通知》确定涉案建筑材质为砖混混合一级，成新率为75%。根据众诚评估湖（10）拆16-064号以及众诚评估湖（10）拆16-065号《湖州房地产评估单》，涉案建筑的建筑面积分别为262.44平方米和238.88平方米，故一审法院确定两建筑的重置价分别为257847.3元和234699.6元。又根据该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一审法院确定涉案建筑的附属物价值为4253元和2818元。故赔偿总价值为499617.9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州经开区管委会赔偿周小平赔偿金499617.9元。二、驳回周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周小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湖州经开区管委会向其支付赔偿金13641920元。其主要的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以184号《通知》为依据，确定其房屋的赔偿价值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未适用市场比较法对其房屋价值进行测算明显错误，未能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条款处理本案，导致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判决。现其合法建筑已被强制拆除，其在原址对被拆除房屋进行重置已不可能实现，只能购买周边同等地段的商品房用于居住，其要求参照同等地段商品房价格确定赔偿数额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湖州经开区管委会对周小平涉案房屋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反行政程序被一审法院确认违法而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该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涉及本案，周小平的房屋系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因房屋所在地章家湾村实施农房拆迁改造而被强制拆除。但行政赔偿与拆迁补偿安置分属不同的救济途径，且《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已明确规定财产权受到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故周小平提出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给予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涉案房屋已被拆除且无法再行评估，一审法院鉴于当事人双方对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就周小平两处房屋作出的众诚评估湖（10）拆16-064号以及众诚评估湖（10）拆16-065号《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中的建筑面积、附属物等没有异议的实际情况，从有利于周小平的利益出发，参照184号《通知》确定涉案房屋的建筑材质等级为砖混混合一级，成新率为75%，并按照被拆除农房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算涉案房屋的赔偿金，并无不当。但周小平仍享有章家湾村农房拆迁改造安置补偿的权利。综上，周小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据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小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湖州经开区管委会向其支付赔偿金27071280元。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一、二审法院在明知湖州经开区管委会即将对陈板桥村的土地实施征收，再审申请人已不能在原址对被拆除房屋实现重置的情况下，仍主张参照184号《通知》的相关规定，以重置价确定再审申请人房屋价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两审法院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二）二审法院认为行政赔偿与拆迁补偿安置分属不同的救济途径，要求再审申请人另行主张拆迁改造安置补偿，将此事项排除于行政赔偿范围之外，不仅造成了再审申请人的讼累，也不符合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被申请人对涉案房屋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已被法院确认违法，理应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全面的赔偿。且即便按被申请人拟定的拆迁安置政策，再审申请人的501.32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后只能获得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这根本无法保障其原有的居住条件不降低。（三）陈板桥村向村民发放宅基地征收补偿款的行为完全可以证明章家湾村的集体土地已被依法征收。原审法院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有关“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支持”的相关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申请再审。
湖州经开区管委会答辩称:（一）对于涉案房屋系建造于1984年、再审申请人购买于1992年、2012年因实施旧村拆迁改造被拆除、所在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等事实，再审申请人无论两审还是其再审申请书中均无异议。（二）原审法院参照184号《通知》确定涉案房屋的价值，合法合理且充分考虑了再审申请人的最大合法权益。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系集体所有土地，涉案房屋性质为集体土地上的农房。再审申请人主张应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规定。（三）行政赔偿与拆迁改造安置补偿属于不同行政法律关系，二审判决告知再审申请人仍享有农房拆迁改造安置补偿的权利符合立法目的，符合行政诉讼“一事一审”的原则。（四）再审申请人有关“若按被申请人拟定的拆迁政策，申请人的501.32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后只能获得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无法保障申请人原有居住条件不降低”之陈述纯属偷换概念，据核查其父母、前妻、儿子均得到拆迁补偿房屋安置；其所提之27071280元赔偿金额清单明细纯属随意主观虚报，系在原审“判令被告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对原告安置赔偿人民币8271780元”诉讼请求外随意增加诉讼请求，于法不符。此外，本案申请再审已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二审判决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而再审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1日”。综上，请求本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不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以上事实有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被申请人再审阶段提交的答辩状，再审听证笔录、庭审笔录，一、二审庭审笔录及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集体土地上房屋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而引发的行政赔偿争议。核心问题是从《国家赔偿法》的角度，如何看待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以及判定的具体赔偿范围、数额的正确性、合法性。现就四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直接损失”的理解
本案二审法院判决书载明：“行政赔偿与拆迁补偿安置分属不同的救济途径，且《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已明确规定财产权受到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但周小平仍享有章家湾村农房拆迁改造安置补偿的权利。”由上可见，二审法院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仅仅解释为房屋被拆除后的重置损失，而将再审申请人周小平应当享有的农房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排除在外，有失偏颇。本案行政赔偿责任之源起，系在章家湾村实施农房拆迁改造过程中，因未能与周小平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经开区拆迁办组织人员将涉案建筑强制拆除。该行为被一审法院作出的另案生效行政判决（[2014]浙湖行初字第22号）确认违法，违法性体现在被申请人湖州经开区管委会未经法定程序制作催告书、未听取当事人意见等。
主要理由是：
本案在案证据显示，湖州经开区管委会于2005年5月17日印发了《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房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湖开发委通[2005]38号），湖州经开区拆迁办于2010年5月12日通过《拆迁简报》方式公布了《湖州经济开发区凤凰街道陈板桥章家湾自然村农房拆迁安置政策和补偿标准》，凤凰街道陈板桥村村民委员会于2010年5月10日与湖州经开区拆迁事务所等签订了《协议书》，再审申请人的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据此可以确认，如果没有湖州经开区管委会违法强拆行为的介入，再审申请人必定可以通过拆迁安置补偿程序获得相应补偿。这意味着这部分利益属于必然可得利益，应当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仅从上述文件所列内容看，补偿事项就包括了产权调换安置房（特殊情况安置指标回购）、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等，而不仅仅是原审法院所核定的被拆除农房的重置价格。原审法院将前述事项割裂开来并排除于“直接损失”之外，不具有合法性。
而二审判决有关“周小平仍享有章家湾村农房拆迁改造安置补偿的权利”之表述，在实践中可能为行政机关开脱其过错，不明晰责任性质，甚至不及时兑现赔偿义务留出空间与借口。如对此听之任之，不加以纠正，则明显违背行政诉讼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与司法需要彰显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因此，被申请人有关本案中行政赔偿与拆迁安置补偿属于不同行政法律关系的申辩理由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支持。相反，本院重申对《国家赔偿法》有关“直接损失”的准确理解，有利于防止实践中不当限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厘清类似情况下的行政赔偿范围，对于减少纠纷，统一裁判尺度，规范赔偿秩序具有正向引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充分体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的权责相统一的法治理念。
二、关于涉案房屋重置价的核定
本案中，原审法院判决被申请人给予再审申请人全部赔偿款499617.9元之构成，主要包括了涉案房屋被拆除后的重置价加上附属物价值。
就本案而言，仅就这部分成本价的核定额看，原审法院基于被申请人违法强制拆除房屋存在过错，指出在房屋已被拆除且无法再行评估的同时，鉴于双方对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就两处房屋分别作出的众诚评估湖（10）拆16-064号、065号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中的建筑面积、附属物等没有异议的实际情况，未简单参照上述《湖州经济开发区凤凰街道陈板桥章家湾自然村农房拆迁安置政策和补偿标准》的相关规定，而是从有利于再审申请人的利益出发，参照了184号《通知》（即湖州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有关标准）进行核定，确定了涉案建筑的材质等级及成新率。以涉案房屋的建筑材质等级为砖混混合一级、成新率为75%的标准计算被拆除农房的重置价格。核定两处涉案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262.44平方米和238.88平方米，重置价分别为257847.3元和234699.6元，共计492546.9元。本院认为，单就涉案房屋重置价一项赔偿内容看，上述核定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值得肯定。
然而，原审法院虽然指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中涉案房屋建筑面积、附属物等没有异议，但本院庭审期间，在有关涉案房屋权属合法性上，被申请人主张涉案房屋仅一处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且证载主体系周阿才而非周小平，同时相关用地存在面积明显超标且有违“一户一处宅基地”原则，应属于行政处罚对象，法律不应保护；再审申请人则主张其是合法权利受让人，类似涉案房屋都未办理房产证，而两本土地证在被强拆的房屋内灭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房屋流转合法有效等。本院认为，上述争议并非原审期间双方争议的核心，
三、关于房屋附属物及屋内动产的认定
前述分析可知，原审法院判决确定的499617.9元赔偿金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涉案房屋应包含的整体价值和利益。实践中，
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众诚评估湖（10）拆16-064、065号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确定了涉案建筑的附属物价值为4253元和2818元，共计7071元。本院庭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当庭陈述屋内尚有80年代末的家具、床、写字台、桌子、老照片以及两本土地证等物品，且针对被申请人有关已对房屋有价值的物品一并作出评估，对空调、热水器、电话等进行了价格鉴定并列出相应清单之主张，再审申请人当庭予以否认；再审申请人同时认为，一审判决中的“附属物”不包括空调、热水器、电话。经本院查阅一审案卷，上述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之“章家湾房屋附属物记录表”格式中虽有“分体式空调”“太阳能热水器”“电话”项，但分别评估的房屋附属物价值4253元、2818元并不包括上述三项内容（仅包含“标准晒场及水泥道路”“灶头”“化粪池”项）。而一审判决却指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两份《湖州房地产评估单》中涉案房屋建筑面积、附属物等没有异议，这与其在本院庭审期间的表述是存在出入的。
四、关于赔偿方式与标准
在赔偿方式上，鉴于涉案项目其余60户已经由被申请人统一异地补偿安置完毕，被申请人在再审期间向本院反映安置房源均为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且涉案地块的土地性质将来可能转化为国有，故
其次，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房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湖州经济开发区凤凰街道陈板桥章家湾自然村农房拆迁安置政策和补偿标准》，涉及到再审申请人以外的其他60户以及当地其他项目的类似补偿方式与标准，在再审申请人一方强烈反映按照当地上述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只能取得50平方米左右安置补偿面积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宜全面考虑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浙江省、湖州市相关法规、规章执行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对再审申请人依法取得的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及其所附载的权益切实加以保障。由于上述问题牵扯因素多、相对复杂敏感，在原审法院未对此作出审查而是仅指出再审申请人“仍享有拆迁改造安置补偿权利”、各方对此在原审期间举证、质证及事实认定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本院对此在本案中亦不直接判断，
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针对赔偿案件可以组织调解。本院庭审期间因各方分歧过大难以达成调解协议。本案判决之后，被申请人仍应积极协调再审申请人，切实履行好行政赔偿义务，尽可能协调化解争议，如仍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宜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及时作出赔偿决定。再审申请人如不服，仍有权依法寻求司法救济。
针对再审申请人有关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对其安置赔偿的再审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有关“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支持”的相关规定，其适用前提是农村集体土地已被征收，而本案该条件尚不具备，在前期已对60户按当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补偿完毕后，仅对再审申请人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赔偿依据不足。
应当看到，当前以“城中村改造”“旧村改建”等名义推进乡村环境治理乃至城市功能区建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另需说明的是，针对被申请人有关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限的抗辩理由，经本院核实，再审申请人于2017年3月10日曾向本院立案庭邮寄了再审申请书，也即提出再审申请在6个月法定期限内。故对被申请人的上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仅判决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后的建筑物重置价值和附属物价值，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将再审申请人应当享有的农房拆迁改造安置补偿权利排除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之外，存在确定行政赔偿范围的重大缺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同时，对于涉案房屋附属物构成以及屋内动产等客观情况，因双方存在争议亦有进一步核实之必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赔终36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撤销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湖行赔初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
三、责令浙江省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对周小平依法予以
。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长 王晓滨
审 判 员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金诚轩
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