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事务
机关事务工作如何提升效能？这篇文章讲透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机关事务工作为机关运转和政务运行提供资金、资产、资源和服务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提升机关事务工作保障和管理效能？中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在《求是》撰文谈了几点思考。
机关运行保障对象涵盖各级党政机关，机关事务工作的理念和导向、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党政机关的运转效率，关系政府的施政效能，关系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
机关事务部门必须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四个意识”的政治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行政机关，有力保障党政机关规范高效运行的服务机关。
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始终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扎实践行忠诚、为民、务实、奉献、创新、效能、节约、廉洁等工作要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机关事务工作始终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后勤服务社会化方向。
中央和国家机关将机关事务管理职能和后勤服务职能在机构上分离，组建了专门后勤服务机构，开放机关后勤服务市场。
2019年，中央国家机关后勤服务外包率达到69.5%。很多地区利用建设行政中心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契机，实现了基于市场化的集中统一管理。
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医疗保障局等新组建部门不再设立单独的后勤服务机构，由国管局统一提供后勤保障。国管局按照统一项目、统一标准、经费归口、资源共享的原则，创新服务保障模式，有力保障了部门平稳有序运行。
实践证明，要积极稳妥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改革，构建机关事务主管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各部门负责日常运行管理、后勤服务通过市场化方式供给的机关事务管理新格局，推动机关运行保障更均衡、更优质、更高效。
标准化、信息化是提高机关事务工作质量、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坚持以标准化、信息化赋能机关事务管理实践，推动机关事务工作更加规范、更富质量、更有效能。
在标准化方面，全国已经组织开展了两批机关事务标准化试点工作，确定了22个试点单位，出台机关事务国家标准7项、新立项两项，各地区共出台128项地方标准，成立了全国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工作组。标准化已经成为健全机关事务管理制度的重要载体、提升机关事务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标准的理念、规范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信息化方面，全国多个省（区、市）建设了公务用车“全省一张网”平台、办公用房管理系统、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系统，有的地区整合建设了机关事务大数据中心和一体化平台，为党政机关统一提供机关事务信息化服务。作为机关事务“十四五”规划的子规划，探索建设全国“机关事务云”，逐步实现全国“一张网”，进一步提升管理智能化、智慧化水平。
推进机关事务法治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机关运行保障制度体系，是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推进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机关事务法治建设的力度、速度、效果明显提升，中央层面制定印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条例和办法，各地也制定完善了相应的配套制度，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实、促进节约型机关建设、提高机关事务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机关事务管理制度建设还要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要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安排，制定一部全面规范机关运行所需物质要素的法律制度，加快推进机关运行保障立法；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机关事务部门建立健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度体系和标准体系，在办公运行、会议差旅、公务接待、政府采购、后勤保障等方面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提高资金资产资源使用效率，推动机关运行成本进一步降低。积极推进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
机关事务部门要坚守节用裕民之道，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实落细。开展机关运行成本统计、分析、考核和质量评价，力争到2022年70%的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达到节约型机关创建要求，引导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生态文明、践行绿色发展的浓厚氛围。
推动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升保障和管理效能，归根结底靠的是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职工队伍。
机关事务部门要多渠道吸引人才、优化培训，加强基层和实践锻炼培养，健全系统内干部交流互派、人力统筹调配机制，组织多层次、跨地区的挂职交流、基层锻炼、委培代培，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专业思维、专业素质、专业水平。同时，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务实合作，积极推进机关事务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为机关事务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持续抓好纪律作风建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推动内部巡视、审计常态化、全覆盖，筑牢风险防控的坚固防线。强化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监督检查，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为推动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升保障和管理效能提供坚强保证。
详见：
（策划：陈亦琳 赵雁）
专访小红书科技有限公司中央政府事务部总经理熊键-中国质量新闻网
□ 本报记者 岳 倩
“无论产品与商业模式如何进化，小红书都不会以牺牲用户体验为代价。”近日，中国质量报记者就践行《互联网平台企业关于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承诺》，专访了小红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红书）中央政府事务部总经理熊键。
记者：践行承诺的6方面内容，小红书主要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收效如何？
熊键：在市场监管总局的大力引导下，小红书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严格自律，强化平台治理能力，坚守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服务大局。
一是依法合规，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小红书在成长中始终将遵守法律法规作为企业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夯实合规管理体系。在签署承诺书后，小红书先后组织了《广告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培训及全员学习活动，上线了“小红书信息安全服务号”等内部合规宣导工具及措施，发布《小红书员工合规行为管理条例》，落实责任，扎紧篱笆。
二是落实平台责任，强化平台治理。基于社区内容板块和电商业务板块，小红书持续完善公司内容管理、生态治理、商家管理制度，建立全面安全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平台治理能力，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日常业务管理，涉及内容、技术等多维度，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效率。比如，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生态、保障用户体验，小红书9月中旬启动“啄木鸟”计划，针对虚假推广行为进行专项严打，通过“多维度算法模型+人工审核”双重地毯式排查，覆盖全站所有笔记，涵盖历史存量笔记和未来新增笔记，严格处理违规行为。
三是坚持正确价值观，加强企业自治。小红书秉持“向上、务实、担当”的企业文化，在日常工作中时刻对照，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用户为准则，积极参与消费扶贫、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社会公益活动，传播正能量。
记者：针对平台企业与入驻平台经营者之间、平台企业之间的经营纠纷，小红书主要采取哪些解决方式？效果如何？对于进一步完善纠纷解决机制有何建议？
熊键：第三方商家是小红书平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第三方商家服务也是平台的重要工作。通过商家服务平台“小红书大学”，小红书对包括企业号运营、商城板块的入驻、店铺管理、营销管理等各方面对商家进行全面充分的提示与服务引导，并通过规则体系和考核、申诉系统来预防和处理纠纷，做到规则透明、信息对称、依法合规、友好协商。同时，小红书也积极配合监督执法部门的执法工作，及时快速治理行业乱象，有效遏制侵权行为。
小红书期待构建与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执法部门更为紧密的联通机制，实现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平台自治的高效联动，建立生机勃勃且健康有序的良好商业生态。
记者：对于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有哪些具体建议？
熊键：小红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欢迎并积极落实来自主管部门的指导指正和建议、要求。政府部门对小红书的关心关注和指导建议，也是小红书实现健康成长的不竭动力。小红书在秉承合法经营理念、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期待监管部门给予平台发展、规范建设、合规经营等方面更多的专业指导，为平台员工提供更多专业培训、政策宣讲和课程学习机会，帮助平台走正、走远、走好。
记者：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于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贵司未来有哪些计划和具体措施？
熊键：作为“内容赋能消费”的在线新经济代表，小红书一方面坚守“真实”的社区属性，让“种草经济”向进一步提升消费效率、引导绿色消费方向持续进步，挖掘更多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小红书也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品牌口碑库和孵化器，大量新国货品牌正在依靠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快速崛起。通过海量需求侧评价的积累和与消费者的高效互动，供给侧可以迅速调整创新，精准定位，整合供给链，增强市场竞争力，进而与用户形成“共创”关系。新发展格局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内需动力的要求必将推动供需双方“共创”关系持续加深，小红书将顺势而为，为“共创时代”注入新动力。
《中国质量报》【互联网平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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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安全再升级：任命庞基敏为安全与政府事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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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5 20:27
【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3月15日晚间消息，滴滴今日宣布将进一步升级安全管理组织架构，任命原地方事务部负责人庞基敏为集团安全与政府事务部高级副总裁，同时任命侯景雷为集团首席出行安全官，负责网约车安全与集团安全体系建设。新的安全管理架构升级后，将进一步协同各方力量推动出行行业安全、健康发展。
滴滴任命原地方事务部负责人庞基敏为集团安全与政府事务部高级副总裁，向程维汇报。庞基敏将全面领导中央政府事务部、地方事务部以及安全事务部的工作，打通公司安全、合规工作体系，促进滴滴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同合作，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庞基敏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2017年4月加入滴滴，曾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拥有多年海外业务及政府事务经验。任职华为政府事务部部长期间，庞基敏曾主导和负责华为公司全球政府事务相关工作。
滴滴任命侯景雷为集团首席出行安全官，负责公司安全体系的建设和升级，向程维和庞基敏双线汇报。同时侯景雷将继续兼任网约车平台安全部总经理，网约车安全相关工作直接向集团高级副总裁兼网约车平台公司CEO付强汇报。
侯景雷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8月加入滴滴，此前曾先后任职铁道部北京铁路局调度员、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处长，拥有十余年一线安全管理工作经验。
原集团首席出行安全官王欣，将出任滴滴安全特别顾问、桔弓科技董事长兼CEO，持续推动安全事务的对外协作与沟通，构筑出行安全的防护墙，推动网约车行业安全发展。
原滴滴首席发展官、中央政府事务部负责人李建华将出任网约车平台公司董事，同时兼任滴滴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协助推动网约车合规进程。
滴滴内部信中明确提到，安全是第一用户价值。在集团安全委员会的部署下，滴滴将持续深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组织安全管理能力，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竭尽所能保障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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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安全再升级：任命庞基敏为安全与政府事务负责人
【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3月15日晚间消息，滴滴今日宣布将进一步升级安全管理组织架构，任命原地方事务部负责人庞基敏为集团安全与政府事务部高级副总裁，同时任命侯景雷为集团首席出行安全官，负责网约车安全与集团安全体系建设。新的安全管理架构升级后，将进一步协同各方力量推动出行行业安全、健康发展。
滴滴任命原地方事务部负责人庞基敏为集团安全与政府事务部高级副总裁，向程维汇报。庞基敏将全面领导中央政府事务部、地方事务部以及安全事务部的工作，打通公司安全、合规工作体系，促进滴滴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同合作，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庞基敏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2017年4月加入滴滴，曾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拥有多年海外业务及政府事务经验。任职华为政府事务部部长期间，庞基敏曾主导和负责华为公司全球政府事务相关工作。
滴滴任命侯景雷为集团首席出行安全官，负责公司安全体系的建设和升级，向程维和庞基敏双线汇报。同时侯景雷将继续兼任网约车平台安全部总经理，网约车安全相关工作直接向集团高级副总裁兼网约车平台公司CEO付强汇报。
侯景雷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8月加入滴滴，此前曾先后任职铁道部北京铁路局调度员、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处长，拥有十余年一线安全管理工作经验。
原集团首席出行安全官王欣，将出任滴滴安全特别顾问、桔弓科技董事长兼CEO，持续推动安全事务的对外协作与沟通，构筑出行安全的防护墙，推动网约车行业安全发展。
原滴滴首席发展官、中央政府事务部负责人李建华将出任网约车平台公司董事，同时兼任滴滴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协助推动网约车合规进程。
滴滴内部信中明确提到，安全是第一用户价值。在集团安全委员会的部署下，滴滴将持续深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组织安全管理能力，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竭尽所能保障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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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罗彪_今日中国
1986年出生的罗彪，工作经历十分丰富：从公务员跳槽到互联网企业，再到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触最深的是，“这个时代，让我和拥有创业理想的青年可以逐梦。”
2009年，罗彪大学毕业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顺利考入北京市延庆区文委，成为一名公务员。来自四川巴中农村的罗彪感到十分幸运，因为能考上公务员这无疑端上了“铁饭碗”。
罗彪先后在延庆区文委、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委办公室、中国贸促会等部门工作过，经过多部门、多岗位历练，既充实又辛苦。但是，“我似乎能预见自己40多岁的样子。”罗彪说。
2015年，中国开始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创业的政策，创业者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此时，各种形式的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内心的创业激情被彻底点燃了”，罗彪兴奋地说。但是，罗彪并没有盲从，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盲目创业不现实，“我首先需要的是积累在企业工作的经验。”
2015年7月，决心已定的罗彪告别了工作7年的公务员岗位，顺利应聘到易到用车公共事务部。易到用车是中国最早的网约车平台，是当时广受追捧的“独角兽”公司之一。凭借着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以及一股勇于进取的韧劲，罗彪在这里仅用1个月时间就完成原本需要6个月时间的试用期，成为部门高级经理，随后由于业绩突出，很快成为易到用车公共事务部总监。
这一期间，罗彪恰好经历了中国网约车平台竞争最为激烈的阶段，易到不仅要面对来自国内滴滴、首汽约车等网约车平台的竞争，还要与来自国外的优步出行同场竞技。而这一切都让罗彪在磨砺的同时迅速成长。
在易到公司积累了多年工作经验之后，罗彪认为自己创业的时机成熟了。
罗彪在工作中发现，许多互联网企业在拿到B轮融资后，基本上都会设立公共事务部或者政府事务部。因为这个时候公司的商业模式、盈利能力都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他们需要有专门团队去和政府对接，简单来说就是要更加了解政府的政策走向，规避政策风险，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来，政企关系朝着更加专业化、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发展，更加需要有专业的团队来处理政企关系。
结合自己的政府和企业工作经验，并基于对市场的理解和判断，罗彪决定创办一个能够成为企业和政府之间发挥纽带作用的第三方平台，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企业需求，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一方面帮助企业了解行业政策，规避政策风险。2018年1月2日，罗彪正式创办白鹿智库。
罗彪介绍，白鹿智库的核心产品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线上方面，搭建白鹿数据—政策大数据平台，涵盖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发布的海量政策数据，可为用户提供政策查询服务。同时，白鹿数据引进算法推荐技术，根据用户行业属性、关注点、浏览记录，为其提供定制化政策推荐服务。白鹿数据还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了政策可视化，即自动生成政策出台轨迹，自动绑定相关新闻报道、解读，以及自动检测高频词。
此外，白鹿数据还引进语义分析技术，企业可以看到某高频词在近两年出现的频率变化动态，比如“杠杆”，去年被高频提起的是“去杠杆”，而今年则是“稳杠杆”，一字之差，足以影响企业的走向。基于此，白鹿数据可为企业量身定做行业政策周报、月报等付费服务。
线下方面，白鹿智库主要为企业提供政策研究、政府事务咨询、培训等服务。罗彪表示，大数据部分只是引流，白鹿智库则需要为线上用户提供更为深层次的线下政府事务服务。目前，白鹿智库已建立覆盖国内上千家企业的政府事务从业者社群，并开发上线基于政府事务实际工作场景的实战演练课程。
白鹿智库的做法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2018年10月22日，白鹿智库宣布完成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
罗彪坦言，作为初创企业的确是非常辛苦，以白鹿智库免费提供的政策早报为例，自公司成立至今，无论风吹雨打，罗彪和他的同事都会在每天上午9点准时向用户推送消息。正是拥有这种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高德、美团等知名企业相继成为了白鹿智库的客户。“从2018年成立至今，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公司已经实现盈亏平衡。”罗彪自豪地说。
2018年，罗彪作为第13期学员入选了在创业圈颇有名气的亚杰商会“摇篮计划”。罗彪表示，能够入选是对他创业的肯定，他将把握住这次充电学习的绝佳机会。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罗彪看来，通过自己的奋斗从而提升家人的生活质量是对这句话最朴实的诠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未来，希望能将白鹿智库打造成为全国最专业的政策服务平台。”罗彪信心十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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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中工理论-中工网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我国政府信息化经过一系列演变，逐步建成了系统的国家电子政务体系，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我国数字政府迈上新台阶。伴随着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区块链、VR虚拟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我国电子政务省通办，正朝着“政务云+ 5G+场景”一体化，数字政府智慧化方向发展。
前端政府顶层设计目标清晰明确。坚持信息化新发展理念，打造信息化新发展格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难点”、政务服务的“堵点”和公共服务的“痛点”，陆续出台审批服务便民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今年9月份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意见聚焦终端实体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重点办理事项，打通地区之间的梗阻。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初步建成并发挥作用，政务服务便捷度和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部门供给导向向企业和群众需求导向转变，着力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异地通办”“跨省通办”。
中间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是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总枢纽，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是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具体办事服务平台。通过整合本地区各类办事服务平台，建成本地区各级互联、协同联动的政务服务平台，办理本地区政务服务业务，实现网上政务服务省、市、县、乡镇、村全覆盖。国家鼓励各地区各部门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开展个性化、有特色的服务创新。
终端用户在线事务办理快捷高效。我国互联网产业已经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不仅为精准有效防控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数字基建、数字经济、数字惠民和数字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我国应对各种挑战、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地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主要是以终端企业和群众办事“只上一张网、只进一扇门、至多跑一次、一次就办成”为目标，聚焦不动产登记、市场准入、企业投资、建设工程、税务公安、民生事务等办理量大、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高频事项，大力推行政务服务线上线下集成融合。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各级政府部门在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应用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底线思维，把政府、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不得一点的大意和过失。电子政务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必须构建包括硬件和软件在内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便在确保国家数据安全的同时，为终端公众提供信息安全保障，实现信息有序共享，高度重视个人信息安全。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高，要不断优化统一的用户认证、数据传输加密、访问控制等应用级安全手段，以保证涉密信息始终安全不泄露。当前，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政务信息安全，并陆续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
数字政府扩大了电子政务的外延，数字政府内容除了包括对外的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事务外，还包括政府内部自身的行政、管理、运行等事务，实现政府内外一体化。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趋势是由信息化电子政务向智慧化数字政府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务服务由各地专办向跨省通办推进。电子政务发展要有一体化思维，不同省级的各级政府正在着力有序推进政务工作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逐步实现“跨省通办”，解决好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同地区间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政府管理由单向管理服务向交互式应用转变。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是可通过交流平台开展沟通交流。利用互联网交互式、扁平化、快捷性优势，推动管理与服务相融合。通过政府和百姓交流互动，获取并分析公众信息，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政务信息由数据资源管理向大数据应用转变。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发展，电子政务是沉积大数据的重要平台。各级政府积累了大量与公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这就需要加快推动国家大数据体系建设，加快由数据管理、数据共享向业务协同转变，着力打通业务流程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流程重塑、业务创新和数据应用。
审批服务由政府供给导向向社会需求导向转变。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助力社会各方面要素顺畅流动。明晰大众需求，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从政府部门供给导向向企业和群众需求导向转变，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业务由固定窗口和界面办理向在线移动和立体场景模式转变。充分利用人工智能、“VR+”等创新技术完善场景和模式，拓展和提升政务网、移动端、线下大厅、自助终端和其他虚拟场景的服务能效，融入智能和智慧服务，创新便民利企审批服务方式，提供更便利的应用场景。
政府监管由普遍化向精准化转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与公共信用平台建设，归集本地区政务服务、监管业务、投诉举报、第三方数据等信息资源，形成本地区监管大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比对，实现监管向有效化、协同化、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技术服务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通过新技术赋能，把智慧政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做强做实。鼓励将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入数字政府的管理功能和服务场景，推动服务的可及性、在线化、电子化，提升服务的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打造有丰富信息神经元的智慧政务联合体。
数据安全由部分可控向自主可控转变。坚持以底线思维维护政府数据和网络安全，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与巨大市场潜力，激发产学研结合活力，用好产业资本动能，加快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研发，实现政府和政务类网信核心设施和核心软件完全国产化，全力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2017年未来网中高层管理岗位竞聘公告（17）-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来源标题：2017年未来网中高层管理岗位竞聘公告
岗位职责：
1.负责前期微电影、宣传片等项目策划、项目筹备、拍摄团队统筹、后期制作、对接外联络等工作的管理；
2.统筹预算与管理资源，通过协调沟通，实现创作意图；
3.拓展新业务与客户渠道，与客户进行业务洽谈，维护客户关系；
4.协助总监做好影视项目制作业务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5.督导制片过程中各类合同、策划案、报表等文案资料；
6.解决制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戏剧影视导演等相关专业毕业；
2.热爱互联网行业，热爱电影事业，对电影与互联网行业之间的密切互动有认同感；
3.熟知电影市场，至少提供1-2部有署名的导演作品，熟悉后期制作，能够独立剪辑（可提供剪辑作品）；
4.有丰富的阅片量及读书量，熟悉类型片的叙事方式及制作模式；
5.能够独立策划项目，撰写报告、拍摄方案及脚本；
6.良好的分析及沟通能力，有强烈的创作欲望。
岗位职责：
1.带领部门完成KPI任务，制定部门绩效考核目标，按时提交工作报告；
2.协助公共事务总监完成部门工作计划、政府合作、营销战略计划，做好协调执行工作；
3.积极开拓政府资源及申请政府项目、津贴，加强对政府、媒体、园区、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把握相关政策与形势；
4.合理利用企业资源、相关活动、项目合作等机会，实现经济效益；
5.协助总监及独立完成项目策划、撰写创意等工作，带领部门同事圆满执行项目工作并及时上交工作总结。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毕业；
2.从事过公共关系及政府相关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掌握丰厚的政府资源，参与过政府招标、项目执行、策划报批等优秀经验工作者优先；
3.并同时具有寻找、把握、利用市场机会，参与制定营销战略；
4.有丰富政府资源以及有一定商业渠道和客户资源者，具有敏感的商业和市场意识；
5.与政府有过多次合作关系并有实现过重大经济效益的案例；
6.能独立完成策划案、具备较强的活动策划能力及执行经验，熟悉网站品牌推广，能够快速熟悉新的创新方式；
7.良好的沟通能力，能承受较大压力和接受挑战，有高度
岗位职责：
1.负责前期微电影、宣传片等项目策划、项目筹备、拍摄团队统筹、后期制作、对接外联络等工作的管理；
2.统筹预算与管理资源，通过协调沟通，实现创作意图；
3.拓展新业务与客户渠道，与客户进行业务洽谈，维护客户关系；
4.协助总监做好影视项目制作业务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5.督导制片过程中各类合同、策划案、报表等文案资料；
6.解决制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戏剧影视导演等相关专业毕业；
2.热爱互联网行业，热爱电影事业，对电影与互联网行业之间的密切互动有认同感；
3.熟知电影市场，至少提供1-2部有署名的导演作品，熟悉后期制作，能够独立剪辑（可提供剪辑作品）；
4.有丰富的阅片量及读书量，熟悉类型片的叙事方式及制作模式；
5.能够独立策划项目，撰写报告、拍摄方案及脚本；
6.良好的分析及沟通能力，有强烈的创作欲望。
岗位职责：
1.带领部门完成KPI任务，制定部门绩效考核目标，按时提交工作报告；
2.协助公共事务总监完成部门工作计划、政府合作、营销战略计划，做好协调执行工作；
3.积极开拓政府资源及申请政府项目、津贴，加强对政府、媒体、园区、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把握相关政策与形势；
4.合理利用企业资源、相关活动、项目合作等机会，实现经济效益；
5.协助总监及独立完成项目策划、撰写创意等工作，带领部门同事圆满执行项目工作并及时上交工作总结。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毕业；
2.从事过公共关系及政府相关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掌握丰厚的政府资源，参与过政府招标、项目执行、策划报批等优秀经验工作者优先；
3.并同时具有寻找、把握、利用市场机会，参与制定营销战略；
4.有丰富政府资源以及有一定商业渠道和客户资源者，具有敏感的商业和市场意识；
5.与政府有过多次合作关系并有实现过重大经济效益的案例；
6.能独立完成策划案、具备较强的活动策划能力及执行经验，熟悉网站品牌推广，能够快速熟悉新的创新方式；
7.良好的沟通能力，能承受较大压力和接受挑战，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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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不只是政府需要_时事评论_新京报电子报
即时新闻
■ 第三只眼
政府邀请少数律师为座上宾，和不断强化法律援助机制，都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
据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司法厅在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河北省将推动律师担任省政府领导、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法律顾问工作，逐步将律师服务“法治河北建设”推向深入。
法治建设一语，涵盖方方面面。从广义上说，所有政府部门都是法治建设的参与者。但要具体到从法治角度“参与各级党委政府政策制定”，最相关的机构当属各级政府的法制办。不少地方更是明确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归口法制办。如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就“承办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重要行政措施发布前的合法性审查及省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法律顾问事务，代理省人民政府民事诉讼事务。”
河北省政府法制办在“机构职能”的信息公开事项中，虽未明确载明负责法律顾问事务，但各项细分的具体职能，很多都可归属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从近年来公务员招录状况看，各地政府法制部门并不缺法律专业人才。他们对于政府法律事务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一些律师。地方政府要推进法治建设，首先要用好自己的法制部门，充分发挥政府法务人员所长。当然，地方政府或主要官员在法制部门之外，另行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也无不可。政府非但可聘任兼职法律顾问，就是聘请专任的政府公职律师，也早有地方实践在前。
政府法律顾问或公职律师要想发挥最大效用，关键还在于政府如何使用这批专业人士。是请他们来监督政府行为，还是请律师来专钻法律空子“对付”民众？从委托关系看，政府聘请的律师，工作就是尽可能维护政府利益最大化。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虽然常常重合，但也不乏出现冲突之时。相较而言，政府对公务员已有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知识要求。而多数民众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更需律师的帮助。就法治建设而言，政府意识到有法律顾问参与政策决策的制定是重要的，这固然值得鼓励；一些律师在官民冲突或行政个案中选择接受行政相对人委托，以帮助民众维权，同样值得尊重。
换言之，政府邀请少数律师为座上宾，并冠以“法律顾问”等头衔参与政务，这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尊重多数律师的依法执业权，不断强化法律援助机制，以保障因种种原因无力聘请律师的民众，能够更便捷地得到专业法律帮助，也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从律师执业和弱势群众获得法律援助的现状来看，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不少的课要补。
□王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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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辞职潮来了吗-中国青年报
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任明是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长，假如辞职成为律师，他的收入起码要加一个“0”。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几年前，任明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那时候，离职的想法几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对，然而今年的辞职，迄今为止却只有一个朋友反对。
虽然官员辞职的消息不时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到20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可这是我能解决的吗？”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告诉记者，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告诉记者，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偶尔，任明也会觉得遗憾，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师，只是时代变了，“这是一个出大律师的年代”。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
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
毛平就觉得，旧的收入被压缩了，却一直没有新的补偿，影响公务员工作的动力，“这样下去，可能很多本来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懒政，你也很难治理，因为标准太难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庄德水认为，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业务岗位人才的薪酬。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任明是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长，假如辞职成为律师，他的收入起码要加一个“0”。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几年前，任明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那时候，离职的想法几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对，然而今年的辞职，迄今为止却只有一个朋友反对。
虽然官员辞职的消息不时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到20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可这是我能解决的吗？”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告诉记者，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告诉记者，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偶尔，任明也会觉得遗憾，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师，只是时代变了，“这是一个出大律师的年代”。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
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
毛平就觉得，旧的收入被压缩了，却一直没有新的补偿，影响公务员工作的动力，“这样下去，可能很多本来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懒政，你也很难治理，因为标准太难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庄德水认为，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业务岗位人才的薪酬。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