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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一场“黑天鹅”事件,让各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创伤,主要经济体国家中,唯有中国GDP为正,且涨幅为2.3%,其经济总量也达到了百万亿元,这一数据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稳定结构。
我国也是储蓄大国,截止2020年底,总存款额为21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一,其中住户存款额为93.44亿元,可见老百姓手里并不缺钱。
然而,我国又是一个负债大国,2021年一季度新增了7.67万亿元贷款,其居民贷款新增了2.56万亿元。
这让很多人不解,一方面存款近百万亿,一方面贷款数额大增,这是不是有些矛盾?其实中国人一直酷爱存钱,储蓄率多年来一直是全球第一,只不过2008年时储蓄率51.8%,如今已降至45%,居民储蓄意愿下滑。
从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负债一直在上涨中,截止2020年底,我国的居民债务额累计超过了200万亿元
存款额高居全球第一,居民负债率也只高不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1、中老年人有着良好的储蓄习惯,他们有了钱后就会存起来,钱放在银行才安心。正是这些人,为我国的高储蓄率贡献了很多力量。2020年我国人均存款额为66743元,其中多是中老年人。
然而,年轻人就不同了,他们在消费上大手大脚,习惯了“借钱消费”,就算没钱了也会用上花呗、借呗、信用卡等进行消费。有数据显示,90后人均负债12.6万元,80后人均负债更是在20万左右。
2、从福布斯的数据来看,中国内地上榜的富豪多达626名,比起2020年多出134名。这些富豪们的身价较高,拉升了我国的存款额。
经济学者郎咸平表示,我国人均存款在47万以上的才5%,95%的人均存款只不过2.5万元/年。可见,那些富豪为总存款额贡献颇高,但同样的也有不少人拖后腿。据悉,我国有5.6亿人存款为零或负,他们让我国的负债额增多。
从负债来看,截止2020年,个人房贷额度为34.44万亿元,比起19年高出了14.6%,可见居高不下的房价掏空了几代人钱包,大家工资下发后需要考虑在哪里存钱。同时,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开支、年轻人的彩礼等,这些都是负债的来源。
在今天这个“全民负债”的年代,希望每个人都能转变消费理念,别盲目消费,尽量为自己省下一笔钱。
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上半年,中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人民币58.9万亿元,居民负债率(即债务占GDP比率)接近59%。人均负债4万元,中国居民负债率创新高!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大喊“又被平均了”。
这距离3月份刚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报告还没几天,刚觉得大家有了点钱,城镇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达到317.9万元,户均1.5套房,不调查不知道自己有多穷,严重感觉自己被平均了有没有。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我国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但这并不针对80后,90后,据苏宁金融抽取了400万个11980-1999年出生的个人作为分析样本,统计显示,在剔除房贷以后,80后人均负债8.01万,90后人均3.18万,如果再加上房贷等其他贷款,80后的人均欠款额约22万,90后的人均欠款额约10万元。
高负债直接就导致了高违约的产生,根据央行公布的信用卡逾期总额来看,目前国内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的金额已经超过了900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10年的时候才只有76.86亿元,短短的9年时间里扩大了12倍。
据统计,我国有5.6亿人存款为零,之前看到有专家说道,我们不用担心负债的占比高的问题,比如你买了房子,只要房贷占比不那么高就可以了。这话说得有点让人无语,没错,花300万贷款买房子,房子涨到1000万,看起来好像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这解决实际问题吗?说的好像房价涨了,贷款就不用还一样。
在历史上,经济泡沫爆发的前五年,各国的居民负债都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日本是46%,美国次贷时是44%,希腊超过了50%,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在40%左右。有人说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可是日本也是,该爆发的时候一样爆发。
上学的时候,相信都听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老太太,60岁时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套房子。而一个美国老太太,在60岁时终于还清了购房的货款,而她已经在这房子里面住了30年了。这个故事用来表明中国人的超前消费意识弱,不懂得提前享受。如今看来,教育还是挺成功的,就是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后悔。
原标题: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来源:薛洪言
文|洪言微语,作者|薛洪言
2020年,“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分别看一下。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53元债务对应100元GDP,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
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2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既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不得不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
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下面在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多在40%-50%之间,他们收入低、负债高,偿债现金流紧张,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不过,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只要拉长期限,债务问题不难化解。举例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两年后,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调控政策要稳,稳住存量、控制增量,几年以后,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只要是内债,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想一想上世纪末,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以时间换空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成长为金融巨头。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既便问题严重,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2020年,监管仍会趋紧,但不体现在总量上,体现在结构上:鼓励持牌机构发展,弱化非持牌机构;提高低息贷款占比,降低高息贷款占比;降低现金贷占比,鼓励消费贷款促消费,让每一分杠杆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造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个负面舆情,就毁了一个拳头产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参考资料:
1、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2018年.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王国刚,《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瑞·达利欧[美],《债务危机》,中信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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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政府负债率是17%,远低于美国的106.5%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8月,中国的各类债券余额已经达到了93.9万亿元。分类来看,中国的家庭债务约为52.8万亿元;政府债务36.7万亿元,占比39%;企业债务22.5万亿元,占比24%。
中国经济虽然在快速发展,但债务也在攀升。
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份,中国的各类债券的余额已经达到93.9万亿元,比2018年年底增加近8万元。这意味着,每个月就有1万亿元的债务在增长。
93.9万亿元的债务,已经超过了2018年的GDP总量。2018年中国的GDP总量为90.0309万亿元,相当于13.6万亿美元。
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100%。但实际上的债务水平可能比这还要高。
首先看一下政府债务。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中国的政府债务余额为36.7万亿元,占各类债券总额的39%,比2018年底增加了3.6万亿元。政府债务中又包含了中央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也就是国债)为15.68万亿元,其中记账式国债为13.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02万亿元。由此可知,中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大约为17%。
再看企业债务。截至8月底,企业债券的余额为22.5万亿元,占债券总余额的24%,比2018年底大约增加了2万亿元。而在企业债券中,除了债券构成的债务中,还有贷款。截至8月底,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已经达到了94万亿。
最后是家庭债务。家庭债务主要是贷款,截至8月底,家庭部门的贷款余额大约为52.8万亿元。不过,这里主要是向银行的贷款,像民间借贷这种贷款并没有算入其中。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债务实际上要远高于52.8万亿元。
众所周知,美国的债务正在持续攀升,并且金额巨大,尤其是政府负债的不断膨胀,更成为长期发展的隐患。
据美国财政部本月公布的数据,2019财年美国的国家债务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中国的政府负债率是17%,远低于美国的政府负债率。
而在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背景下,美国名义GDP增长了8300亿美元,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扩张。
近两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为49.2%,远低于美国77.1%的水平。同时,在信贷参与程度上,中国的信贷参与率只有28.7%,也低于美国的78%的水平。
其中,家庭消费信贷的参与率更低,2019年只有13.7%的水平,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此外,结合居民金融意识日渐增强,中国金融信贷市场依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消费信贷领域。
从整体来看,2018/2019年美国和中国的债务/GDP非常接近,都在300%到310%之间。但在2007/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整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还不到200%,而美国却达到了360%。
这说明,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带去杠杆,中国则在加杠杆。经济低迷,通过加杠杆提振经济无可厚非,但要注重投资效率、防范资本泡沫。更多资金应流向实体经济、日常消费、小微民企发展之中。
近几年,中国家庭的债务收入和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都较快;且个人住房贷款贡献了主要增长,占六成左右,结构性问题突出,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指出,人们出于避税、保护隐私和记账成本等多方面原因,家庭入户调查可支配收入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收入被低估,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状况被高估。”
经过测算,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可支配收入更贴近现实中的经济情况,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总计被低估了约18万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的人均年收入被低估了1.3万元。
虽然中国家庭债务风险可控但增长迅速,房贷贡献了主要增长。从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长的主要来源看,分布在多套房身上的住房贷款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8年,人们因为买房而负债,住房贷款占家庭债务比重高达55.6%,更值得注意的是,多套房负债的占比逐年递增,以2017年到2018年为例,多套房的住房贷款占比从62.9%上升至65.9%,超过了首套房贷款,贡献了60%的住户部门消费贷款增量。另外,有47.1%的存量房贷在空置房中,造成大量的信贷资源浪费。
甘犁建议,多套房房贷市场进一步扩张,不仅会增大风险、浪费信贷资源,还会进一步抑制消费,因此,有必要适当控制多套房贷款杠杆率,建议进一步提高多套房首付比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给予全球所有国家提醒,消费信贷过度增长,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过度借贷,可能会导致风险加剧。所以,能够精准评估家庭负债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和监管显得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微指出,国外在发放信用贷款和住房贷款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负债的高限。从住房支出角度来讲,安全的住房支出不应该超过居民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从贷款看,则应控制在30%至40%,再加上其他个人贷款,一定要有上限控制。
此外,基于部分消费信贷有流向楼市、股市以及进行不当投资的现象,让消费信贷用于真实消费并支持消费升级,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发挥其逆周期性作用,应是消费信贷政策下一步调整的主要方向。从减缓我国消费信贷结构性失衡,提振三线以下城镇居民消费的角度,我国应重点支持服务“长尾人群”的场景类、小额类普惠型消费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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