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_2022合同诈骗罪量刑标准、立案标准、认定-华律网(66La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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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化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则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但近年来，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汀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合同的鉴证工作，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据介绍，去年各级工商行政机关对499657个企业的85973I2份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合同有429024份;到期未履行的合同有285690份;违约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l944份。据了解，目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仍较突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去年共查处1.4万起，涉及金额70多亿元。利用经济合同欺诈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无合法经营资格的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买卖或承揽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或材料费;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虚构建筑工程或转包建筑工程合同，骗取工程预付款;双方当事人串通利用合同将国有或集体财产转移或据为己有;本无履约能力，弄虚作假，蒙骗他人签订合同，或是约定难以完成的条款，当对方违约后向其追偿违约金。
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所有权，同时，合同诈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妨害，本条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明定合同诈骗罪，对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在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故意制造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地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应当以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资信或货源清况作依据。比如签订购销合同时，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利用一些单位急于购买紧俏或便宜物资的心理，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认定为没有实际履约能力。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虽无实际履约能力，但签约之前与他人有购买同一标的物的要约或合同，签约后因原订合同的一方毁约，致使后一个合同不能履行的，可视为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另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根本没有履约能力，仅仅是在签约后才去与第三方签订相同内容的购销合同，事实上又未兑现，这种情况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如果不看签约时的实际履约能力，仅仅根据签约后的履行表现来作判断，很容易使犯罪分子蒙混过关。当然，还要注意区别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与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的界限，只有完全没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才能以诈骗罪论处。
2、采取欺骗手段。欺骗手段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欺骗手段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约能力的假象;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是指对能够引起处分财产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而不是泛指受骗者对案件的一切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受骗者的错误认识是由于行骗者的行骗行为所引起的，在时间顺序上，欺骗在先，是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在后，是欺骗的结果。如果他人错误认识在先，行为人利用他人的错误认识取得财物，只能作为民事纠纷而不能作为诈骗犯罪处理。如果行为人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人认识上也存在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错误地处分了财产，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之间缺乏因果联系，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被骗人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或者行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约而交付的财物。
作为行骗者诈骗手段的经济合同，就其种类讲，通常有三种:(1)签订买卖合同，骗取现金或实物。有五种情况:一是利用盗窃、伪造或骗取的空白合同和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二是用已作废、失效的合同书、介绍信，冒充有效的合同书、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三是利用已撤销单位的名义及其印章、介绍信、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四是在条款上做手脚，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五是在标的物上设陷井，使对方违约而不履行合同。(2)利用承包合同进行诈骗。行为人无承包能力，以骗取钱财为目的，承包工厂或某项工程，骗取大量钱财供自己挥霍或一溜了之。(3)利用联营合同骗取钱财。行为人根本无生产经营能力，利用与他人签订联营合同，骗取联营单位的钱财。
就合同诈欺犯罪中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看，有两种情形:(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等是假的。假的面目必然导致合同内容的虚假性，即客观上无法履行合同的内容。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欺诈故意明显，只要所骗人财物到手，即可认定合同诈骗既遂。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间还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至少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时有通过合同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而非诈骗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应当注意，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大大超过此履约能力的合同，如仅有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却相继与多家客户签订各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如果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多个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其诈骗犯意明显，自应以合同诈骗罪论赴。
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也就是那种行为人已初步联系过货源，但其货源并未完全确定或并未完全到手。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为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成为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客观上尽管有履约的可能，但行为人收取他人的预付款或定金以后，主观上无履行合间的意图，这实际上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当然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三是内容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行为人主观上意图无偿占有他人钱财，且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客观方面表现为将所骗之钱财用于挥霍或作其他用途，这种作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虽然客观上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但主观上并不想长期占有，而是想临时取得该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实际上是一种套用他人资金的行为，一般不宜以诈骗罪论处。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对象主要有:
(1)签订虚假购销合同，骗取货物。有的伪造证件、合同书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或其他部门的担保书，以合法身份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汇票，盗窃单位空白支票，利用失效的支票或空头支票诱惑对方订合同;有的以洽谈业务、订货、帮助他人推销产品为由，与对方签订合同，等等。行为人行骗时大都隐瞒真实身份，以先提货、后付款为由，利用对方急于推销自已产品的心理，骗取货物。然后将货物低价销售，私吞货款，或者将货物用于还债、作抵押等。
(2)虚构货源，签订空头合同，诈骗货款。有的伪造上级主管部门的假批文作货源;有的以伪造的提货单作货源;有的抓住对方急需某种紧俏物资和商品的心理，口头虚构货源;有的故意让对方看不属于自己却谎称是自已的货，或根本无货可看，蒙骗对方;有的则以伪造的买卖合同作货源;等等。
(3)伪造身份签订虚假合同，骗取他人预付款或定金。利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有两种心理:一是只要将预付款或定金骗到手，就算大功告成：另一是先骗得预付款或定金，然后如有可能骗到货款就继续骗取货款，没有可能就一走了之。
(4)以诱饵开路骗取他人钱物。有的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骗取对方巨额财物的目的，以给付部分预付款为诱饵，一旦把对方的钱物置于白己的控制之下后，就溜之大吉，还有的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诱使对方进一步按合同交付财物，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欺诈手段骗钱骗物。
(5)签汀假合同，骗取他人的活动费、好处费或提成费等，这些人同对方签订合同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骗取货物、货款，也不是为了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而是为了一次性地骗取各种名义的费用，只要将这笔财物骗到手就远走高飞。这些人一般都伪造身份、证件，自称能买到急需紧俏物资或以帮助对方推销产品为诱饵，写对方签订虚假买卖合同。(6)以联合经商、投资、协作等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进行诈骗。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往往是在合法的身份掩盖下，以某公司、简场等的名义，伪造营业执照和注册资金等，欺骗他人与之签订联合经营协议，骗取他人的钱财。
骗取财物无论出现在签订阶段，还是出现在履行过程中均属合同诈骗行为。根据本法第224条的规定，这类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以这些票据或证明作为自己能够履行合同的证据，以骗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主要包括: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按照法律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解决。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3l条之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主体。本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
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上述诈骗故意，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债务无法偿还的，不能以本罪论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例如，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人诈骗的故意既可以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即行为人在签订虚假合同之前就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钱财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对方钱财的手段，诈骗故意也可以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后，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最初，并无骗取对方钱财的故意，但是，合同签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如货源、销路、市场行情变化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从而产生诈骗的故意，行为人有归还能力而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对方的钱财，并进而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钱财的目的。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第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合同诈骗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第四，两者都是非法占有特定物。尽管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别两者的关键。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1、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只根据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区分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标准。但是，也不能否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某种情况下对于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又有着重要意义。例如，某人在没有落实货源的情况下，为了营利即与人订立了供货合同。在收到预付款之后，多方查找货源，仍未落实，但表示愿意偿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此案中，行为人作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下与他人签订了供货合同，但从他的整个活动看，主观上并没有诈骗的目的，因此，不能认定为诈骗，而应当按合同纠纷处理。相反地，有些人明知自已没有能力履行合同，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款到手，便大事告成，或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如此等等，不言而明，这些人签订合同是假，骗取财物是真，当然应以诈骗论处。
2、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欺骗行为。从司法实践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骗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全面履行，也只能作合同纠纷处理，不能定诈骗罪。没有欺骗，不能定诈骗罪。但是，有欺骗也不一定构成诈骗罪。为了分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需要对欺骗作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虚假成分，但是并非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且实际上也并未影响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诈骗罪处理。然而，对于那些伪造证件，使用假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力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3、看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司法实践表明，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签订合同后，必然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如果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也会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损失。无疑，这属合同纠纷。但是，有些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往往是货款一到手，便大肆挥霍，造成无力偿还。这种行动足以证明他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完全是出于骗取财物的目的。因此，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看行为人在违约以后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种种辩解，以减轻责任。但是，一般会采用事在事有的态度，当无可辩驳自已违约时，会承担违约责任。然而有些人在明知自已违约，不可能履行合同时，往往采取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骗取财物的故意。对于这种人，一般就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应当指出，对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中百般辩解，否认自己违约的，一般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应当按合同纠纷处理。
5、考察行为人本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不外乎主客观两种情况。查明合同末履行的原因，对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之规定，合同当事人均享有合同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一旦取得权利，就必须相对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是对等的，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面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不主动去承担义务，那么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后，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然而，由于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事实，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对此，应当以合同纠纷处理，不能定合同诈骗罪，因为这种情况行为人不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
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是，则构成合同诈骗罪，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1、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本条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 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 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法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七条 [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自首】建议尽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且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自首是法定的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的，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二)【积极配合】应当配合相关机关，如实回答案件相关问题，且不袒护他人，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三)【坦白案情】 在交代案情时，行为人可以说明案件发生后采取了哪些积极措施去挽回被害人的损失。
(四)【诉讼权利】若有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
(一)【程序合法】如果被采取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等)超过法定期限(拘留最长不得超过37天、逮捕后被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的，可以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二)【刑事会见】如果在侦查阶段，那么仅有律师能够进行会见，所以可以在侦查阶段便委托律师介入，了解清楚案情，弄清楚违反的法律法规，避免因为不了解程序和法律法规而造成更坏的后果。
(三)【取保候审】如果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的孩子的，那么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可以申请取保候审。
(一) 【回避】如果发现参与审理的法官、书记员、陪审员和案件有关系，那么可以提出申请，让他们回避。
(二) 【诉讼权利/人格权】对于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的诉讼权利(如自由辩论的权利)和有人身侮辱的行为，可以向法庭提出控告。
(三) 【质证权利】参与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可以了解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四) 【质证环节】对于未到庭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的内容，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五) 【自我辩护权利的行使】有权参与法庭辩论，并进行最后陈述。
(六) 【遵守庭审规则】在参与庭审的过程中，要遵守法庭规则，对司法人员依法进行的诉讼活动给予配合。
【律师介入】案情过于复杂或者自己难以应付的，行为人可以委托律师代为处理，经济状况不允许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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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标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华律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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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第七十七条 [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本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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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量刑(立案)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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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量刑(立案)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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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量刑(立案)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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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量刑(立案)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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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最常见的作案手段有：
1、以假乱真“饰耳目”。犯罪分子以虚假的证明材料虚构不存在的单位，或伪造
明、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合同骗取钱财后就溜之大吉。
2、招摇撞骗“唱空城”。犯罪分子虚构购销产品、发包工程、投资协作等名目骗签合同，待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得到担保财产后迅速逃逸。
3、一唱一和“演双簧”。犯罪分子利用媒体和网络先发布虚假广告，冒充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队和知名民营企业等单位名义，以紧俏和滞销商品为诱饵，通过以一方需购买某种物品，而另一方能提供此物品来演“双簧”，随后诱惑第三方参与进来，上当受骗。
4、虚张声势“空手道”。为证明自己“有经济实力”，犯罪分子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虚假的
、房屋所有权证等作担保，诱使对方当事人信任，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钱财。
在现在的经济活动中，合同的签订越来越频繁，这也导致了合同违约情况出现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但是也不少犯罪分子以违约之名行违法之事，下面就有
为您提供一则真实案例。
案例
一“空壳”
专门通过网站发布虚假供货信息，签订交易合同，先后诈骗受害单位和个人预付货款上百万元。
市中级
日前开庭，该
定代表人因涉嫌抽逃出资和合同诈骗受审。
被告人孙某某，系贵州xx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4年12月因涉嫌
被依法
。
据
机关指控，2003年11月，孙某某与刘某某(在逃)作为发起人和
，向他人借款50万元，注册成立贵州xx贸易
(以下简称xx公司)，孙某某任
。同月底，两人将
全部抽逃，xx公司遂成为“空壳”公司。
与
及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
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是，则构成合同诈骗罪，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相较于诈骗罪属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下面详述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化法律上的表现形式，
律制度
一、
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本罪也往往同民事欺诈行为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主观目的不同。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为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二)欺诈的内容与手段不同。民事欺诈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欺诈方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等经济劳动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根本不准备履行合同，或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合同的民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一)三年以下
、
、单处
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个人
，数额不满5000元的，单处罚金刑;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为拘役刑;1万元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12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个人合同诈骗数额满3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有期徒刑三年。数额每增加2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具有两个以上情形的，在六个月之内酌情增加刑期：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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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或者
，并处或者单处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并处罚金或者
：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 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 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法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二、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 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
、
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 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
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8.4. 法释[1998] 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有关规定，对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问题作以下规定：
第一条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第二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 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 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
。
第四条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
第五条 行为人
、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企业按规定办理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而企业法人未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其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通知相对人，致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得以用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该企业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原承包人、承租人利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企业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单位聘用的人员被解聘后，或者受单位委托保管公章的人员被解除委托后，单位未及时收回其公章，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单位进行走私或其他犯罪活动所得财物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予以销售，买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如因此造成经济损失，其损失由买方自负。但是，如果买方不知该经济合同的标的物是犯罪行为所得财物而购买的，卖方对买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法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律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依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据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九条 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犯罪嫌疑期间中断。如果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之次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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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立案标准
刑法规定立案标准
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九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发[2001]11号)和2008年3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高检会[2008]2号)同时废止。
合同诈骗犯罪往往与合同纠纷交织一起，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混淆。要划清它们的界限，大体有三种情形：
1、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没有为合同的进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
3、内容完全虚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准备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明显，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行为人主观上无长期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只是想临时借用，待将来有收益后再行归还对方的，一般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本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本罪也往往同民事欺诈行为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观目的不同。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为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2)欺诈的内容与手段不同。民事欺诈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欺诈方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等经济劳动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根本不准备履行合同，或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合同的民事欺诈一般无需假冒身份，而是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对合同标的物质量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是为了达到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骗取受欺诈方的信任。
(3)欺诈财物的数额不同。
(4)欺诈侵犯的客体不同。民事欺诈的客体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欺诈方骗来的合同定金、预付款等，都是合同之债的表现物；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
(5)欺诈的法律后果不同。民事欺诈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当事人可使之无效。若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引起诉讼，则由民事欺诈方对其欺诈行为的后果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而合同诈骗罪是严重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行为人对合同诈骗罪的法律后果要负担双重的法律责任，不但要负刑事责任，若给对方造成损失，还要负担民事责任。
(6)欺诈适用法律不同。民事欺诈虽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处在一定的限度内，故仍由民法规范调整；而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为目的，触犯刑律，应受到刑罚处罚，故由刑法规范调整。
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从本质上看，合同诈骗罪也是一种具体的诈骗犯罪，其与诈骗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侵犯的客体不同。诈骗罪只侵犯财产所有权，是单一客体，而本罪既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同时又侵犯合同行为管理制度。
（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不尽相同。诈骗罪可以表现为虚构任何事实或隐瞒真相，以骗取财物；本罪只是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因而欺诈手段有特定范围的特殊性。
（3）犯罪主体不尽相同。诈骗罪限于自然人主体；本罪主体包括单位，且是任何单位。
（4）本罪与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应当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刑事责任
中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 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以前颁发的实施细则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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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深入解读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行为类型_腾讯新闻
作者：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成立合同诈骗罪以行为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造为前提；冒用他人蚂蚁花呗的行为虽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但由于被害人属于金融机构，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对“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应进行扩大解释，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将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作担保的，将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作担保的，都属于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欺骗担保人为自己提供担保再对他人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成立数罪，但可以作为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对“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应扩大解释为包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想法的情形；“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是掩盖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的欺骗手段，而非表明违法性减少的要素；“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不是完整的独立行为类型，需要结合《刑法》第224条的项前规定以及诈骗罪的构造加以理解和适用；“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的兜底规定并非不明确规定，也非扩张性规定，不需要进行限制解释。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行为类型 扩大解释 限制解释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诈骗罪的五种类型：“（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显然，前四种类型只是对欺骗行为的描述，所以，上述五种行为类型并非独立的构成要件类型。只有将这五种类型分别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规定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五种构成要件类型。例如，“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便是第一种类型的构成要件，依此类推。
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与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因为经济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利用经济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丧失信心，从而侵犯了市场秩序。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诈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
既然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殊形式，那么，合同诈骗罪就必然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诈骗罪的构造，只不过合同诈骗罪要求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因而行为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害人必须是合同对方当事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构造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当事人产生认识错误对方当事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对方当事人遭受财产损失。
以虚构的单位签订合同，一般表现为以根本不存在的单位名义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是指未经他人同意，冒用他人（包括其他单位）的名义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其中，既可以是自然人以虚构的单位与对方签订合同，也可以是单位冒用其他自然人名义与对方签订合同。这种行为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在通常情况下，足以说明行为人不打算履行合同义务，因而被《刑法》第224条规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第一种行为类型。
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类型的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并无困惑。比较常见且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理冒用他人蚂蚁花呗的行为。例如，被告人何某趁吴某不备，秘密窃取吴某手机SIM卡，后使用该SIM卡登陆吴某支付宝账户并擅自变更密码。何某登陆吴某支付宝账户，通过花呗购买1部手机，消费6000余元，又通过花呗在大众点评网消费187元。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民财物，构成盗窃罪（第一种观点）。
辩护人认为，支付宝账户属于信用卡，被告人从他人支付宝账户内获取资金的行为属于信用卡诈骗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第二种观点）。
法院认为，被告人通过花呗获得贷款购买商品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其一，支付宝用户通过花呗获得贷款，属于签订合同；其二，被告人未经吴某许可，以吴某名义登录支付宝账户，通过操作花呗非法占有阿里巴巴公司的资金，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其三，支付宝账户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花呗服务并不以用户在支付宝账户内有资金为前提，且被告人的行为亦未直接占有吴某支付宝账户内的资金，故被告人的行为不是信用卡诈骗或盗窃行为。
对于这类案件，有学者主张认定为诈骗罪（第四种观点）。
还有观点认为，花呗服务商是适格的小额贷款发放主体，属于金融机构，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冒用他人花呗骗取花呗服务商贷款，属于贷款诈骗罪（第五种观点）。
此外，还有人认为，如果账户所有人已经开通花呗，则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如果账户所有人没有开通花呗，而是被告人冒名开通花呗，则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第六种观点）。
首先，如果被告人的上述行为不需要通过阿里巴巴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直接通过机器非法占有阿里巴巴公司的资金，按照笔者所主张的机器不能被骗的观点，只能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如果上述行为需要对阿里巴巴公司的工作人员实施欺骗行为，进而使工作人员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了财产，则不成立盗窃罪（以下讨论设定为被告人对自然人实施了欺骗行为）。
其次， 支付宝账户是淘宝网上的一种支付方式账户，支付宝账户虽然可以绑定信用卡，但支付宝账户本身所使用的并不是信用卡的卡号与密码，所以，支付宝账户不属于信用卡。蚂蚁花呗本质上是小额信贷，也不可能是信用卡。所以，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不等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而且，即使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的结果是被害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减少，也不能认定为冒用了他人信用卡，因为行为人根本没有使用他人的信用卡资料。据此，上述被告人何某的行为不可能成立信用卡诈骗罪。
再次，在支付宝账户所有人未开通花呗时，被告人冒用账户所有人名义开通花呗后进行消费的，花呗服务商当然受到了欺骗，并且陷入了被告人就是支付宝账户所有人的认识错误，进而基于认识错误与被告人签订了合同，处分了财产。在此意义上说，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成立合同诈骗罪。但是，花呗是服务商为支付宝账户所有人提供的在线消费金融服务，包括授信付款和保理付款服务。授信服务是小贷公司向支付宝账户所有人提供仅限于日常消费用途的融资服务及分期功能。保理付款服务是支付宝账户所有人向交易对方购买商品时由商融保理购买交易对方对用户的应收账款权，从而使支付宝账户所有人获得分期清偿的服务。显然，花呗是支付宝账户所有人与授信服务商、保理服务商签订的使用对方提供的资金并可分期清偿的消费信贷协议。既然如此，只要授信服务商、保理服务商属于金融机构，就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换言之，从被害对象这一要素来说，贷款诈骗罪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类型，在利用合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时，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
问题是，在支付宝账户所有人已开通花呗的情况下，被告人盗用他人支付宝账户后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花呗进行消费时，花呗服务商是否存在受欺骗的情形？
上述第六种观点根据《花呗用户服务合同》第6条1.2的规定，认为花呗服务商已经考虑到对该已开通花呗的支付宝账户的操作可能不是真实的账户所有人所为，但其不会也不可能对操作人的真实身份进行实质审查，只要输入正确的账户密码即视为账户所有人本人的行为，故根本不存在是否被骗的问题。此外，行为人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花呗的，不需再与服务商签订新的合同，即使被告人确实隐瞒了真相，花呗服务商也按已签订的合同条款视被告人为支付宝账户本人，也不能认定为花呗服务商被骗，因而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但是，上述合同第6条的规定，恰好说明花呗服务商仅同意支付宝账户所有人本人使用；而且，花呗服务商正是因为担心有人会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才作出了上述规定。此外，处分财产的人是否存在民法上的过错、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与其是否属于诈骗犯罪中的受骗者，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花呗服务商不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其没有受骗。所以，难以认为，花呗服务商不关心谁使用支付宝账户，也难以认为，在被告人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时，花呗服务商没有产生认识错误。
另一方面，虽然开通花呗是一次签订合同的行为，但难以否认其后每一次消费就是一次贷款行为。既然每一次消费就是一次贷款行为，那么，被告人利用他人已经开通的花呗骗取贷款的，当然构成贷款诈骗罪。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在支付宝账户所有人已经开通花呗的情况下，被告人盗用他人支付宝账户后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花呗进行消费的，仍然成立贷款诈骗罪。
最后，欺骗他人使之产生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的行为，当然成立诈骗罪。但是，如果行为同时成立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266条第2款的规定，就不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虽然冒用他人蚂蚁花呗的行为触犯诈骗罪，也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因而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成立条件，但由于被害人属于金融机构，行为人实际上骗取的是贷款，故应当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虚构担保实施合同诈骗，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常见类型。票据，是指汇票、支票、本票。产权证明包括不动产的产权证明与动产的产权证明，如房屋所有权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在许多情况下，签订与履行合同不一定需要担保。如果行为人客观上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主观上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即使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也不成立合同诈骗罪。但是，当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对方当事人要求行为人提供担保时，行为人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则是合同诈骗行为。此外，一些行为人为了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主动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也是合同诈骗行为。
然而，从字面含义来说，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只是虚假担保或者不真实担保的部分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即使提供真实的足额担保，也完全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其他行为类型的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以下问题，对于采用其他虚假担保方式从事合同诈骗行为的，应当适用哪一项规定？
例如，A 市的某公司负责人甲伙同某银行副行长乙，通过虚构应收账目方式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借款到期时，甲无力还款。乙建议甲到资金市场拆借6700万元，4000万元用于归还上一笔贷款，余下的2700万元作为开出下一笔6700万元承兑汇票的保证金。甲遂找到B市的丙，采取伪造业务往来、重复担保方式骗得丙的信任，承诺一旦银行放贷就会还款，丙遂同意借款6700万元。甲与丙签协议时，乙口头作出银行在授信期限内按规定继续放贷的承诺，保证一旦收到6700万元后就会继续给甲续贷。丙向乙转款6700万元后，银行划走4000万元用于返还甲的上期借款，将本来作为开出下笔承兑汇票保证金的2700万元返还给丙，拒绝再借款给甲。甲无力还款，导致丙损失4000万元。显然，甲、乙对丙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共犯，其中，甲对丙采用了重复担保方式，且该重复担保行为对合同诈骗既遂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是否属于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作担保呢？
《刑法》第193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贷款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因此应当认为，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是特别关系。《刑法》第193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行为类型之一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据此，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就不属于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对甲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第二种类型，只能适用兜底规定。
但在笔者看来，刑法用语具有相对性，一个法条的表述虽然可以佐证另一法条规定的含义，但不能直接根据一个法条的表述确定另一个相关法条的含义。质言之，虽然在刑法第193条中，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不属于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但在《刑法》第224条中，仍然可能将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解释为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说，第193条中的“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是狭义的，而第224条中的“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是广义的。
《担保法》第35条第1款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在没有超出抵押物价值的前提下可以重复担保，但如果超出了抵押物价值，则意味着超出部分并不存在抵押物。例如，行为人有一套房屋，价值1000万元，但已经全部抵押给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倘若再用该房屋作抵押，实际上是用不存在的房屋作抵押，因为该房屋的价值相对于后一个合同当事人而言，实际上等于零。换言之，当行为人用该房屋作抵押与后一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虽然形式上有一套房屋的存在，但房屋的价值并非1000万元，而是0。既然如此，就能够认定行为人是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换言之，此时的“虚假”并非房屋本身在物理上是否存在的虚假，而是房屋是否已被抵押的虚假，是否具有抵押物价值的虚假。基于同样的理由，将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作担保的，将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作担保的，都应当认定为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存在疑问的是，行为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产权证明，但该产权被法律规定不得作为担保的，能否认定为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例如，《担保法》第37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倘若某学校将具有产权的教育设施作为抵押担保，骗取他人财物的，能否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第二种行为类型？
笔者倾向于肯定回答。诚然，行为人提供的产权证明本身完全是真实的，但相对于抵押担保而言则是无效的。换言之，由于合同对方当事人不可能就教育设施行使抵押权，该抵押物相对于合同对方当事人而言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既然如此，当然也可以认为行为人提供了虚假的产权证明。同样，这里的“虚假”，并不是指行为人对教育设施这一不动产的产权证明本身是虚假的，而是在抵押的有效性方面是虚假的。
但是，如果行为人提供了真实的足额担保，却没有履行合同的真实想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事后转移担保物，导致对方当事人不能行使担保权的，则不能认定为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这种合同诈骗行为，如果不符合前四项中的其他规定，就只能适用兜底规定。
实践中常见的一类犯罪是：骗取汽车后伪造相关证件，再利用骗取的汽车与伪造的相关证件骗取他人现金。类似这种通过欺骗担保人为自己提供担保（前行为）再进行贷款诈骗（后行为）的案件，司法机关的处理存在明显分歧。
有的法院认为，前行为成立诈骗犯罪，后行为不构成犯罪；有的法院认为，前行为不构成犯罪，后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有的法院认为，前行为与后行为均成立诈骗犯罪，但两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从一重处罚；还有法院认为，前行为与后行为均成立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在刑法理论上，有人认为，担保人承担民事上的连带责任，行为人构成贷款诈骗罪。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被害人应当是担保人而非金融机构，因此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还有人认为，行为人实施前一诈骗行为后，其后续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不法状态使犯罪利益得以实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也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因法律对该事后行为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故不单独定罪处罚。
例如，2011年7月初，被告人张明、郑学理伙同小白（另案处理），共谋利用虚假身份信息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然后虚构事实用所租汽车质押借款骗取他人现金。2011年7月21日，由郑学理、小白（化名）冒用刘庆的名义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并支付押金10000元，租得渝ANUXXX 本田轿车一辆（价值140807元）。张明随即找黑儿（化名）以郑红英为名伪造了渝ANUXXX本田轿车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名为郑红英、头像为小白的身份证。2011年7月27日，郑学理、小白利用上述伪造的证件及郑红英的机动车行驶证，冒用郑红英的名义出具虚假借条，约定借款12万元、为期3个月，并以渝ANUXXX本田轿车质押给甘某某，最终实际骗得甘某某现金11.4万元，所得赃款被张明等人瓜分。案发后，涉案轿车被汽车租赁公司自行找回。
2012年7月，张明、丁应全等人共谋利用虚假身份信息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然后虚构事实用所租汽车质押借款骗取他人现金。2012年8月1日，由丁应全、邹孔木冒用崔文涛的名义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并预付租金4000元，租得渝A1AXXX丰田轿车一辆（价值125980元）。张明随即找人伪造了渝A1AXXX 丰田轿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以及车主陈静的身份证。2012年8月8日，丁应全、曾建兴伙同黄年平（另案处理）等人利用上述伪造的证件及陈静的机动车行驶证，冒用陈静的名义出具虚假借条，约定借款11.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内容，并以渝A1AXXX丰田轿车质押，最终骗得王某某现金9.4万元，全部赃款被张明等人瓜分。案发后，涉案轿车已被汽车租赁公司自行找回。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明、郑学理、丁应全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应数罪并罚，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明提出，其没有诈骗汽车租赁公司财物的目的，只是将租来的车当作犯罪工具，汽车租赁公司可以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找到自己的车，其行为未给汽车租赁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其行为最终目的是骗取贷款人的现金，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只构成诈骗罪一罪。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明、郑学理、丁应全，虚构事实、冒用他人名义，在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车辆；后又利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以所骗车辆质押等欺骗手段，以借款名义，骗取他人现金，均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中，被告人张明涉案金额474787元，数额巨大；被告人郑学理涉案金额254807元，被告人丁应全涉案金额219980元，均数额较大。
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前行为即利用虚假身份信息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张明等人的行为不仅骗取了租赁公司的汽车，而且侵害了汽车租赁市场的秩序。虽然汽车租赁公司找回了汽车，但不能据此认为张明等人的行为对汽车租赁公司不成立合同诈骗罪。换言之，张明等人在合同诈骗罪既遂之后，汽车租赁公司才找回汽车。被害人在被告人犯罪既遂后挽回自己损失的，不影响被告人的行为成立犯罪既遂。存在争议的是张明等人的后行为是成立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在笔者看来，虽然张明等人冒用他人名义与出借人约定了利息、违约金，也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但从合同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来看，难以认为张明等人的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故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宜认定为普通诈骗罪。
一方面，张明等人的后行为侵害了新的法益，而不是单纯利用不法状态使犯罪利益得以实现的行为。另一方面，不能认为张明等人的后行为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倘若张明等人在骗取汽车后，说明真相出卖给他人，则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仅购买者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张明等人在以骗取汽车后隐瞒真相，将骗得的汽车谎称为自己合法所有的汽车而出卖给他人，则既侵害了新的法益，也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成立诈骗罪。概言之，在上例中，张明等人的后行为不可能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再次还要说明的是，如果否认后行为构成诈骗犯罪，还存在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
（1）不能说明素材的同一性。因为行为人不仅让他人为自己提供了担保，而且骗取了其他人的借款，但借款出自出借人，而非出自担保人。担保人提供担保虽然是行为人骗取借款的前提条件，但与行为人骗取的借款并不具有同一性。
（2）不能说明诈骗犯罪的既遂时点。认为行为人仅对担保人成立诈骗罪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出借人可以通过行使担保权确保自己不受损失。据此，行为人似乎在出借人行使担保权时，才成立对担保人的诈骗既遂。其实，一方面，就对担保人而言，担保人向行为人提供担保时，行为人就已经成立诈骗既遂；就对出借人而言，行为人取得借款时就成立（合同）诈骗罪既遂。
（3）不能说明出借人不能完全实现担保权或者不能优先受偿的情形。这是因为，不能实现担保权的情形并非罕见，而且即使出借人实现了担保权，也可能存在财产损失。例如，在卢有来案中，卢有来骗取了5000万元的贷款，而担保人仅归还了100万元，金融机构明显存在财产损失。显然，只有肯定行为人对出借人也成立（合同）诈骗罪，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4）不能说明共犯现象。例如，甲已经通过欺骗行为使得乙同意为自己的合同诈骗提供担保，后来知情的丙与甲共同对他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倘若认为甲仅对乙成立诈骗罪，就不能说明丙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共犯。
最后需要确定的是，对张明等人的行为是实行数罪并罚还是以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管认为张明等人的前后行为均成立合同诈骗罪，还是认为张明等人的前行为成立合同诈骗罪后行为成立诈骗罪，都面临相同或者类似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对张明等人的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原本并无不当之处，但由于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过重，又由于这类案件越来越多，即可以认为被告人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具有通常的类型性，因此，以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是可以接受的。
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是掩盖行为人没有实行履行能力，不打算履行合同的手段，所以，没有履行能力或者不打算履行合同却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才是这一类型的关键。反过来说，如果行为人具有实际履行能力，也有履行合同的打算，就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
第三种行为类型表明，合同诈骗并非必须是“空手套白狼”，并非只要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实施了一定的交易行为，就不成立合同诈骗罪。这是因为，诈骗罪原本大多发生在交易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不履行合同所要求的义务，即使表面上为被害人实施了某种行为或者存在一定的交易行为，也不能据此否认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例如，甲公司通过伪造产权证明，利用合同将没有产权的住房冒充有产权的住房出售给他人的，即使客观上将房屋交付给他人，也不妨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再如，将已被全部开采并无矿藏的矿山冒充有矿藏的矿山（采矿权）出卖给他人，或者将低质矿山冒充高质矿山出卖给他人的，同样成立合同诈骗罪。
从法条的表述来看，第三种行为类型还有值得研究的问题。
例如，2014年8月，梁某伙同“伍某”出资并纠集任某、赖某、张某等人，通过短期借款注册成立中山市飞恒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由任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并负责日常管理，张某、赖某等人负责采购，利用先支付小额订金、货款、开具空头支票等方法，取得供货商信任，然后将供货商交付的货物运走牟利。至同年11月期间，共骗得东莞市共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价值人民币280余万元的货物。例如，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梁某、任某某等人先支付人民币15万元订金和货款后取得东莞市共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信任，先后4次骗取该公司价值人民币75万余元的不锈钢板材，后拒不支付余款。再如，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梁某、任某等人先支付人民币3万元订金和货款后取得江铜铜业（深圳）有限公司的信任，并向飞恒公司供应货物，任某开具2张金额共计人民币630892元的空头支票，骗取价值共计人民币660892元的黄铜材料。
这是比较典型的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情形。法院认定梁某等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赞成法院的判决。
在上述判决中，法院引用了《刑法》第224条第3项与第4项的规定，但并没有说明行为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事实上，上述行为人主观上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于是产生了以下问题：行为人虽然客观上具有实际履行能力，但并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应当如何处理（如何适用刑法的规定）？
有学者针对这一类型指出：“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是问题的关键。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一定时间内以约定的方式、标的完成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或担保。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属于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但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的，或者履行合同时，不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筹集到合同标的物的，都是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在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形下，不能成立本罪。”或许可以认为，这一观点是以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想法为前提的。倘若行为人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想法，则上述结论不一定能普遍适用。换言之，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却与他人签订合同，基本上可以肯定行为人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但是，不能据此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就不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质言之，即使行为人客观上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如果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而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没有理由否认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事实上实施了双重欺骗行为，一是向对方当事人隐瞒了不履行合同的想法（隐瞒内心事实），二是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进一步掩盖自己不履行合同的想法；对方当事人误以为行为人会履行合同，进而基于这种认识错误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
既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无履行合同的想法的欺骗行为也能成立合同诈骗罪，那么，对这种情形是适用《刑法》第224条第3项的规定，还是适用第5项的兜底规定呢？倘若要适用第3项的规定，就需要对“没有实际履行能力”进行重新解释，使之包括客观上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与主观上没有实际履行的想法两种情形。或许有人认为，这是类推解释。其实不然，即使从字面含义来说，也可以作出上述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能力更多的是指“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行为人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想法时，当然也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主观条件，因而应当认为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也许有人认为，对上述行为适用《刑法》第224条第5项的兜底规定更为合适。诚然，适用兜底规定也未尝不可，但笔者的看法是，不管兜底规定是否具有明确性，在能够通过解释适用前四项基本规定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适用兜底规定。
既然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成立合同诈骗罪，那么，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也不履行小额合同与部分履行合同，而是直接利用合同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当然成立合同诈骗罪。问题是，对这种行为是适用《刑法》第224条第3项的规定，还是适用第5项的规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这一要素是不是表明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对上述行为就不能适用第224条第3项的规定。
在笔者看来，“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是掩盖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的欺骗手段，而非表明违法性减少的要素，因而属于构成要件要素。既然如此，上述行为便不符合第3项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故对上述行为只能适用第224条第5项的规定。
按照合同诈骗罪的构造，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使用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对方当事人就遭受到财产损失，因而成立合同诈骗罪的既遂。所以，事后逃匿并不是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只是表明行为人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资料。所以，对这一行为类型，不能仅按照《刑法》第224条第4项本身的文字规定孤立地理解，而应结合第224条的他项规定，根据合同诈骗罪的构造进行理解和认定。具体地说，只有当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通过欺骗行为使对方交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才能认定为第四种类型的合同诈骗罪。
例如，2015年5月15日，被告人郑某为偿还个人债务，向被害单位回民区合生创展钢铁经销部业务经理卫某(被害单位实际投资、经营、管理和收益人)谎称要购买钢材，双方约定以支票进行结算，不赊欠。2015年5月16日，郑某与被害单位业务员姚某签订销货清单后，从被害单位将价值358999元的165.747吨钢材拉走，未支付货款，其中120吨抵账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剩余变卖。2015年5月17日，郑某明知自己的内蒙古闽泰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资金不足，以内蒙古闽泰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给被害单位回民区合生创展钢铁经销部开具了一张金额为358999元的转账支票(票号302015XXX8285)，在支票上加盖了内蒙古闽泰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郑国祥的个人签章。2015年5月25日，经银行验印与查询，支票上加盖的印鉴与企业开户时预留的印鉴不符，且出票时账户余额不足，无法正常付款。后郑某手机关机，隐匿起来。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被害单位价值人民币358999元财物，收受被害单位货物后逃匿，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郑某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之所以能够认定郑某的行为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因为郑某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或者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却欺骗他人与其签订合同，诱使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郑某事后隐匿的行为，不是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只是表明其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资料。
反过来说，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确实打算履行合同，也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产生了非法将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财产据为己有、自己不再履行合同的想法，也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只是单纯逃匿的，因为完全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完全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当然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充其量只能成立侵占罪。
为了使这样的行为成立诈骗犯罪，一些人提出了“事后故意”或者“事后非法占有目的”等概念。例如，有人针对贷款诈骗罪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事后故意’的情形……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抱有骗财的目的，而必存履行合同营利的期望。但在签订合同取得对方款物后，由于客观情况变化，已无法履行合同，于是萌发了侵吞财物的故意，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并采取欺诈手段蒙蔽对方，以达到占有的目的。……在事后故意的贷款欺诈中，行为人非法转移、隐瞒、侵吞金融机构财产，具有非法侵占金融机构财产的直接故意，而且，在贷款尚未归还以前，有关贷款的抵押物或归还贷款的行为人财产仍是贷款的物质表现形式，还属于贷款范围，故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行为人事后转移、隐瞒、侵吞金融机关财产的行为也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是诈骗犯罪的种种客观表现行为之一。更何况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罪时设计了‘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弹性条款，其立法之目的就是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同千变万化的贷款诈骗犯罪作斗争。”还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在取得贷款之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但可按照合同诈骗罪论处，依据之一是《刑法》第224条第4项，“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是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但笔者难以赞成这种看法。
如果说“事后故意事后目的”完全是指在取得被害人财产后产生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那么，这种“事后故意”“事后目的”概念明显违反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也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没有存在的余地。
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是责任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责任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或者说是对不法的责任。这就是责任的不法关联性，或者说是责任对违法性的从属性。既然如此，各种责任要素就必须存在于不法行为时，而不能存在于不法行为后。责任能力、罪过、目的、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都不是就行为前与行为后而言。例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在行为时合理地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由于行为时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只能宣告无罪。倘若以行为人明知自己以前实施的行为违法为由，追究其刑事责任，明显违反责任主义。再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在行为时没有责任能力，但事后具有责任能力。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其事后具有责任能力，就追究其刑事责任。
罪过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罪过必须表现在一定的行为中；罪过只能是行为时的心理态度，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的形式与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基准进行判断。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行为前的犯意并不等于故意；行为后才产生的所谓故意，不可能与先前的不法行为具有关联性。如果以行为前或者行为后的心理状态为根据认定行为人具有刑法上的罪过，必然违反责任主义原则。例如，A男为了达到与C女结婚的目的，向自己的妻子B提出离婚，但B一直不同意离婚，A男便产生了杀妻之念。但由于长时间没能找出自认为合适的杀妻方法，所以未能着手杀妻。某星期天，A男因与C女约好上山狩猎，出发前擦猎枪时因为疏忽走火，子弹射中其妻，导致其妻死亡。显然，A男的行为并不成立故意杀人罪，因为A男在行为时只有过失而无故意。再如，甲狩猎时，以为前方是野兽便开枪射击。甲开枪后走近一看，发现自己打死的不是野兽而是自己以前的仇人乙。甲事后对乙的死亡兴高采烈。尽管如此，也不能认定甲成立故意杀人罪。因为甲的事后心理状态不能表明其行为时希望或者放任乙的死亡，因而与不法行为缺乏关联性。
同样，犯罪目的是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或形成的状态；目的只能是行为时的目的，目的的有无以及目的的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基准进行判断。如果以行为前或者行为后的心理状态为根据认定行为人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目的”，便导致刑法对目的的规定丧失了意义，从而擅自取消了法定的责任要素。例如，根据《刑法》第152条第1款的规定，“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构成走私淫秽物品罪。这种目的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走私淫秽物品的行为时，就必须具有牟利或者传播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自己观看等目的携带淫秽物品进境，但在进境后产生牟利或者传播目的，并实施贩卖或者传播等行为的，不可能成立走私淫秽物品罪，只能成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罪。
《刑法》第224条的项前规定已明文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只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而不是任何“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都成立合同诈骗罪。当行为人与对方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并没有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时，即使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也不能认定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换言之，《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适用，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所以，《刑法》第224条第4项的规定，并不能说明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取得财产之后。
其实，“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一方面表述了合同诈骗罪构造中的一个环节，即行为人取得财物，另一方面推定了行为人具有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亦即，根据行为人的事后举止与态度推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不等于存在“事后故意”“事后目的”。英国法上的Larceny概念原本不包含诈骗与侵占，为了扩大Larceny概念，英国法官Kelyng提出，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将财物据为己有、进行处分的，佐证了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就已经具有不法意图；因此，行为人以不法意图取得了占有的，构成Larceny。这一判例理论被称为“Larceny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要行为人事后以所有人自居处分事前占有的财产的，就成立Larceny。但是，一方面，这一原则并非承认“事后故意”或“事后目的”，也只是以事后行为佐证行为时的故意与目的。另一方面，推定是允许反证的，如果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在行为时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不能根据行为人的事后行为认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单纯仅从文字表述来看，《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行为类型，并不是一种完整的独立行为类型。
如此，便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行为类型：“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数额较大的。”其中的“骗取”，并无特别限制，只要利用了经济合同，并且达到了足以欺骗对方的程度即可。例如，行为人隐瞒自己不打算履行合同的内心想法，诱使他人签订、履行合同，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即构成合同诈骗罪。
众所周知，诈骗罪的构造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显然，在诈骗罪中，对方之所以交付财物，是因为陷入了认识错误；而之所以陷入认识错误，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例如，甲确实为了借用乙的汽车，而向乙提出借车的请求，在乙将汽车借给甲之后，甲在还车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开车前往外地隐匿的，不可能成立诈骗罪，只能成立侵占罪。反之，如果A出于诈骗的故意向B借车，在“借”到B的汽车之后，开车前往外地隐匿的，则成立诈骗罪。基于同样的理由，行为人在收到对方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才产生故意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进而逃匿的，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前提；既然该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当然也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
例如，2013年5月2日至12月10日期间，被告人高某某为偿还他人货款，虚构其能在河南省正常经销电动工具的事实，并隐瞒其低于进货价进行销售的真相，取得电动工具厂商和供货商的信任，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江、潘忠、郁兵、杜林菊、潘德华、施晴愉等供货商货值人民币2659509元的电动工具，在河南郑州、洛阳等地低于进货价销售套现。其间，高某某先后支付部分货款及退还部分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1389994元，实际骗得货值人民币1269515元的电动工具。高某某套现后，部分用于偿还以前拖欠其他供货商的货款，部分用于其个人购买黄金首饰等消费。2013年12月10日，高某某逃离郑州并更换联系方式。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24条第3、4项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法院也引用《刑法》第224条第3、4项的规定，认定高某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五种类型是合同诈骗罪的兜底行为类型。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分则存在许多兜底规定，刑法理论大多对兜底规定持批评态度。虽然大多数论著主要针对的《刑法》第225条的兜底规定，但也有不少学者针对合同诈骗罪的兜底类型提出了限制解释的主张。下面以“骗逃运费案”为例展开说明。
国际货代行业主要承接的是经由海、陆运输线路进行“多式联运”的集装箱业务，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服务报酬。通常货代公司承接业务委托后，提交国际联运运单至中铁集装箱公司，再由中铁集装箱公司汇总运单后提交铁路货运中心。铁路货运中心作为整个运作系统的核心枢纽，会负责制票、审核，货物抵达港口后便由其安排运输。不仅如此，铁路系统还主导货物运费的定价和调价。为吸引日韩等国外货源过境中国，铁路系统通过政策倾斜及法规制定，相比于出口货物，一集装箱的过境货物可享受５到７折的优惠。在这样的背景下，连云港国际货代企业通过电脑软件修改、贴纸复印等手段制作虚假的国际货物到达海运提货单，填写虚假的货物运单信息，将本是国内出口的货物伪造成过境货物进行虚假申报（出口套过境），骗逃铁路运费4000余万元。涉事的部分企业已经被判处合同诈骗罪。
有学者指出：“对于经济犯罪‘兜底条款’所涉内容，必须与刑法明示的内容具有行为性质的同质性，方可进行解释，仅有法益侵害结果的同质性不能适用。”“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骗逃部分铁路运费的行为属于犯罪，其行为不属于《刑法》第224条第5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以其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其他’范围必须受《刑法》第224条前四项‘行为同质性’所要求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诚意与合理基础’以及骗取的属于‘财物’的基本解释限制。”根据这一观点，“骗逃运费案”的行为不成立合同诈骗罪。笔者难以赞成这一观点。
其中的同类，当然不是仅指法益侵害结果的同类，还必须是构成要件的同类，而不只是“行为同质性”。而所谓构成要件的同类，就是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在“骗逃运费案”中，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将本是国内出口的货物伪造成过境货物进行虚假申报（欺骗行为），铁路货运中心的相关人员信以为真，并因此让行为人少缴铁路运费4000余万元，行为人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被害人遭受了相应的损失。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特别要说明的是，《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债权的增加与债务的减少。 “骗逃铁路运费4000余万元”当然属于“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根据这一观点，凡是具有履行合同的合理基础的行为，都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按照这一逻辑，只要是有钱人就不可能成立诈骗罪。这是难以被人接受的。笔者也认为，可以将《刑法》第224条前四项规定的行为概括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具体的合同，而不是指抽象的合同。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甲合同，而具有履行乙合同的诚意的（况且“骗逃运费案”中也不存在另一合同），不影响就甲合同成立合同诈骗罪。另一方面，履行合同是指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合同，而不是只要实施了某种行为就是履行合同。例如，行为人与对方签订购销合同，行为人在收到对方当事人的预付款后，应当提交合格的不锈钢板材，但行为人却提供生锈的铁板，不能认定为履行合同。况且，《刑法》第224条明文规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这一时空要求显然是针对行为人而言，也就是说，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成立合同诈骗罪。既然如此，就足以说明，即使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也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所以，将“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诚意与合理基础”作为行为同质性，与刑法的规定并不吻合。在“骗逃运费案”中，合同内容是运送过境货物，但行为人提供的则是国内出口货物。所以，不能认为行为人履行了合同。即使退一步说，兜底规定必须具有“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诚意与合理基础”的行为同质性，“骗逃运费案”中的行为人也根本没有履行运送过境货物的任何诚意与合理基础。既然如此，就不能否认行为人的行为成立合同诈骗罪。有学者指出：“骗逃运费的行为虽然采取了欺诈手段，但是运输合同始终在被履行，其实质是属于履行合同的欺诈获利，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兜底条款’同类解释的要求，应当无罪。”但是，此运输合同非彼运输合同。履行合同的欺诈获利与合同诈骗罪并不是对立关系。不能为了得出无罪的结论，就用“欺诈获利”来归纳案件事实。
换言之，有的兜底规定的确不具有明确性（如《刑法》第225条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有学者认为，“兜底条款”在表述上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选择背道而驰，在内容上的不明确性和不可预测性，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滥用，应当废除。就《刑法》第225条第4项而言，这一结论或许是合理的，但认为刑法分则中的任何兜底规定都具有不明确性和不可预测性，则并不符合事实。换言之，有的兜底规定相当明确。就各种诈骗犯罪而言，刑法分则在原本不需要列举常见欺骗手段的情况下却列举了常见的欺骗手段，但仅列举常见的欺骗手段必然形成处罚漏洞，所以形成了兜底规定。这种兜底规定并不缺乏明确性。以《刑法》第224条的规定为例，项前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规定，只要结合项前规定对“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进行理解和适用，第5项的兜底规定就没有不明确之处。这是因为“骗取”这一动词的使用，加上刑法学对诈骗罪构造的解释，足以合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倘若认为刑法第224条第5项的规定不明确，必须进行最严格的限制解释，那么，《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也不明确，也必须进行最严格的限制解释。恐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这一规定相比，《刑法》第224条第5项的规定（结合其项前的规定）要明确得多。反过来说，与《刑法》第266条相比，作为特别法条的第224条完全可以简单地规定如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果真如此，则不存在兜底规定，恐怕没有人会主张因为不明确而对该条进行最严格的限制解释。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对现行《刑法》第224条第5项的规定进行最严格的限制解释呢？再如，《刑法》第192条关于集资诈骗罪的规定，没有列举常见类型，也没有兜底规定；而第193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列举了常见的欺骗手段，出现了第5项的“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兜底规定。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认为，第192条的规定比第193条的规定更为明确；也不可能认为，对第193条第5项的规定必须作出最严格的限制解释。换言之，《刑法》第193条的兜底规定其实比《刑法》第192条的基本规定更为明确。所以，不区分兜底规定的类型，一概以兜底规定不明确为由要求对兜底规定进行最严格解释的观点，并不妥当。
构成要件具有类型性，不可能描述所有的诈骗行为与诈骗对象。按照这一说法，骗逃高速公路费用的，由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属于犯罪。但这一结论难以被人接受。
此外，还有人对“骗逃运费案”成立合同诈骗罪提出了如下反对理由：
（1）铁路系统视不同货源实行区别定价政策，对过境货物大打折扣并没有依据，这是骗逃铁路运费发生的体制性原因和前置条件。
（2）在普遍进行出口套过境的市场压力下，就算是一家新成立的“干净”国际货代企业，若不“合污”，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空间。
（3）出口套过境行为的主要责任方并不在于国际货代企业。虽然货代企业需要在货物运单上填写是出口货物还是过境货物，并对此负责，但铁路方面具有检验权与最终发货决定权，倘若铁路方面严格一一检查，出口套过境的骗取行为根本不可能成功。
（4）动用刑罚使得合同双方主体都不受益。
显而易见的是，这只是从犯罪原因方面所作的说明，也可能对量刑产生一定影响，但不是对本案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否定。
总之，兜底规定存在不同的情形，《刑法》第224条的兜底条款，并不是所谓扩张性的规定，也不是所谓不明确性或抽象性的规定，要求对第224条的兜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既缺乏实质理由，也缺乏形式根据。对兜底规定的解释当然要符合同类解释规则，但只要是利用经济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倘若不符合前四项的规定，就必然符合第5项的兜底规定。
来源：刑事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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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和量刑标准 - 知乎
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扰乱市场秩序罪的处罚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具有下列构成特征：
1.犯罪客体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签订经济合同，是进行商品交易的一种常用形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合同大量增加，对繁荣市场、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利用经济合同诈骗公私财物也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一种最严重的手段，这不仅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比普通诈骗罪危害性更大。因此，现行刑法将其从普通诈骗中分离出来，规定为独立的犯罪。
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行为有以下五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的财物。所谓以虚构的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是指以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单位或者是虽曾存在，但已经解散或者撤销的单位的名义，利用伪造的或者已经注销作废的公章、证件欺骗对方，签订合同。冒用他人名义，则是指未经他人同意，假冒他人名义实施上述诈骗行为。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与对方签订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这里所说的票据，是指在签订合同时能够起担保作用的汇票、本票、支票等金融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能够作担保用的假房产证、假土地使用证等。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这种行为发生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明知自己无履行合同能力，为了欺骗对方相信自己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能力，先与对方签订小额合同，并加以履行，或者在签订合同后履行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则不予履行，或者在以上述方法使对方受蒙蔽的情况下，继续与其签订合同，行为人将财物骗取到手，而根本不履行合同。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这种情况发生在合同签订后，行为人部分履行了合同或者完全没有履行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潜逃，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至于行为人实际有无履行能力，不影响本罪之成立。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即上述四种方法以外的其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法律上不便一一列举，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必须是通过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实施上述合同诈骗行为，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犯罪。根据有关规定，实施上述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4.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二）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1.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二者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后者的一方在签订合同时也可能有某种欺骗性的因素，但是，前者是刑事犯罪，后者则是民事纠纷，二者有本质不同。然而，在实践中，区分二者的界限往往是比较复杂的。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没有这一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使当事人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作为经济合同纠纷，按照《民法典》和有关规定处理。但是，目的是人的主观内在的心理活动，认定目的不能只凭行为人的口供或陈述，而是要根据案件的各种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根据实践经验，一般应注意考察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能力。一般情况下，有履约诚意的，都是有履约能力的，否则就不会签订合同。而合同诈骗者则往往是根本没有履约能力的，例如，既无资金又无货源，只靠虚构的履约能力欺骗对方当事人，引其上钩。但是，履约能力是可变因素。签订合同时有此能力，签订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可能因某种意外原因丧失此能力，一般可以证明其是有履约诚意的，不是蓄意诈骗。而有的既无资金又无货源，而且事实上其也不可能搞到资金和货源，两手空空，完全靠欺骗手段签订合同，财物到手，合同却根本无法履行，一般这样可以证明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签订合同是其诈骗的手段。
（2)行为人签订合同有无使用欺骗手段。合法企业签订合法有效的合同，没有使用欺骗手段，且有履约能力，一般是可以证明其有履约诚意的。但是，对于根本无意履约的合同诈骗行为而言，是不可能没有欺骗的。这种欺骗可以表现为，在签订合同之时，以虚构的单位或者以伪造票据、虚假产权证等手段，签订根本不可能履行的或者是使对方在发觉被骗时无法追回损失的合同，也可以是在签订形式有效的合同之时，隐瞒自己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的真实意图，在获取对方财物之后即逃匿。但是应当指出，在经济合同纠纷中，也并非不存在任何欺骗因素，例如，向对方提供的产品偷工减料，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只是在履行合同
中违反合同的个别条款，属于民事上的诈欺行为，应按《民法典》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是使合同全部或者大部不能履行。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有履行合同诚意者，必然会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而合同诈骗者一般是不会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的，有的即使履行部分合同，也是为了骗取对方信任，以达到骗取其财物之目的。收受对方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之后，即逃匿的，根本不履行合同，不论其合同形式上是否有效，其诈骗意图确定无疑，当然构成合同诈骗罪。
综上所述，区分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是比较复杂的，必须对案件的主客观情况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透过现象，抓住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一本质特征，才可能分清上述界限。
2.本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
有的合同诈骗者利用自己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作为手段，这就不仅触犯合同诈骗罪，而且触犯《刑法》第177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但是，因为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构成前罪的必要手段，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因此，应当择一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犯本罪的，依照《刑法》第224条、第231条的规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袁长伦，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办理黑恶势力案件督导办公室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退休法官15212781535）